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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時代墓葬所見墓主畫像

幾十年來,北齊墓葬壁畫雖有多次發(fā)現,但大多保存欠佳,或材料發(fā)表不夠完整,研究者難知其詳。新出土的太原王家峰北齊武平二年(571)太尉、武安王徐顯秀墓壁畫保存完好,加之發(fā)掘成功,其價值自不待言。該墓墓室正壁繪墓主夫婦和男女侍從像,左右兩壁繪牛車鞍馬,墓頂繪天象、神獸,墓門兩側和雨道繪門吏,墓道兩壁為儀仗鼓吹和神獸。從大處來看,這些內容皆遵循北齊都城鄴城地區(qū)墓葬壁畫的基本規(guī)制,更清楚地證明了晉陽與京畿文化聯系之密切【1】,從細部來看,該墓壁畫又包含許多前所未見的內容。對此,本文擬以其墓主畫像為例試做分析。

徐顯秀墓夫婦宴飲圖

這幅畫像中人物多達數人,中央繪墓主徐顯秀夫婦手持漆杯正面端坐帷帳中,目光直視前方。分列兩側的眾多男女侍從或手捧飲食,或演奏樂器,或奉持扇蓋等儀仗,場面宏大。這是墓葬壁畫中一種傳統(tǒng)的題材和構圖,北齊墓中與之類似的畫像已有所發(fā)現,如河北磁縣槐樹村武平七年(576)高潤墓正壁有墓主坐于帷帳中的正面像【2】;太原王郭村武平元年年婁叡墓墓室正壁繪墓主夫婦肖像(圖片未發(fā)表,未知其詳)【3】,太原第一熱電廠北齊墓正壁繪三位女子正面端坐于帷帳中【4】;濟南馬家莊武平二年(571)□道貴墓北壁繪墓主正面端坐于屏風前【5】。年代略早的磁縣大家營村東魏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叱地連墓正壁繪墓主及侍女立像【6】,但墓主形象不甚明確。北魏墓葬中也偶爾可見正面墓主像,在遷洛之前的墓葬中,寧夏固原雷祖廟墓漆棺前擋繪屋宇下手持小杯和塵尾的墓主像【7】,山西大同智家堡墓石槨正壁繪墓主夫婦坐于帷帳中【8】。在洛陽地區(qū)北魏晚期墓葬中,孟津北陳村太昌元年年王溫墓左壁繪一房屋內墓主夫婦在帷帳中的坐像【9】,沁陽西向糧管所石棺床圍屏刻墓主夫婦在屏風前的坐像【10】,此外山西榆社河洼村神龜年間(518—520)年方興墓石棺前擋刻墓主夫婦坐在帷帳中欣賞樂舞【11】。

寧夏固原雷祖廟墓漆棺

山西大同智家堡墓石槨夫婦宴飲圖線描

這類正面墓主像還有更早的淵源【12】,如云南昭通后海子東晉霍承嗣墓和北京石景山區(qū)八角村魏晉墓都有墓主手持靡尾懷擁憑幾的畫像【13】。在遼陽地區(qū),這種畫像可以追溯到東漢晚期,最初只在耳室中繪男墓主像,與河北安平逯家莊東漢墓作法一致【14】,曹魏以后又增加了女主人像,多繪在耳室側壁,地位次于男主人。在多人合葬墓中往往有多套墓主夫婦畫像。這種題材還影響到遼寧朝陽地區(qū)的三燕墓、吉林集安朝鮮境內的高句麗墓【15】。早年發(fā)現于朝鮮安岳曾任前燕司馬,后亡命高句麗的冬壽墓(357)的墓主像風格細膩【16】,曾為許多研究者所注意。

云南昭通后海子東晉霍承嗣墓墓主像

高句麗德興里墓墓主像

冬壽墓墓主像

但是,在時代早于北齊的墓葬中,墓主正面像或有或無,在墓中的位置也不固定。似可推斷,在墓室正壁繪墓主正面像是北齊時期才成熟的定制。這種畫像表現了人物最標準的姿態(tài)和角度,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兩側侍者多左右顧盼襯托以帷帳、屏風和侍從等輔助性圖像,加上墓室正壁這一特殊位置,突出了人物尊貴的身份和地位,也將墓葬轉化為一座肅穆的殿堂,這一題材的流行應與北齊壁畫墓墓主身份的提高有關【17】。

東晉以后的人物畫脫離了漢代粗樸放達的作風,日益精妙,追求“傳神” 、“氣韻生動” ,形似更是基本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墓主畫像表現特定人物,本來最應突出人物相貌的個性,但實際的情況卻正相反。研究者曾以婁叡墓右側門吏與灣漳大墓西壁武士頭像相比較,發(fā)現兩者面相十分相似,進而判斷鄴城和晉陽的畫師皆遵循一套固定的繪畫程式【18】。這種程式化特征在徐顯秀夫婦畫像中仍可見到。

如果以徐顯秀頭像與東側一彈琵琶的男子的頭像相比較,兩者地位身份雖然不同,但臉形、眉目的線條幾乎完全可以重合在一起,只是前者用筆較為工細。甚至徐顯秀與其夫人臉形和五官的畫法也大同小異。這說明該畫像所描繪的是當時流行的理想化面孔,而不一定是墓主真實的容貌。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應與墓主畫像的功能有關。簡單地說,這種正面偶像式的畫像是死者靈魂的替代物,是整套壁畫的中心和主角,是人們對死者在另一世界“生活” 的想像。與其追求逼真肖似,倒不如對其加以美化拔高更為贊助者歡迎,這與墓志對死者生平文過飾非是同樣道理。故《太平經》談及為死者畫像時說“生者,其本也死者,其偽也。何故名為偽乎實不見睹其人可欲,而生人為作,知妄圖畫形容過其生時也,守虛不實核事?!薄?9】

徐顯秀墓肖像(上:男女主人;下:甬道侍者)

東晉南朝士族講究儀容氣度之美,并州士大夫亦不例外。如東晉太原王濛“美姿容” ,嘗覽鏡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20】即生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 ‘濯濯如春月柳?!薄?1】溫嶠“風儀秀整,美于談論,見者皆愛悅之” 【22】。南風北漸,北齊的審美觀也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存形莫善于畫,有了這些壁畫的發(fā)現,時人理想的“美姿容”便披圖可鑒。徐顯秀夫婦畫像人物臉型為長圓的鴨蛋形,雙眉高平,目小而細長,鼻梁呈梭狀,以雙豎線畫出人中,窄嘴豐唇。類似的形象在婁叡墓、灣漳墓壁畫中皆可見到。唐閻立本評北齊“畫圣”楊子華的人物畫,謂之“自像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逾”【23】。對比壁畫中儀態(tài)端莊的人物形象,這些詞句更近乎對一種時代風格的概括,而不像閻氏所云“其唯子華乎” 。

婁睿墓壁畫人物像

除了面相,人物的服飾也值得注意,其中徐顯秀身上的毛皮外衣描繪精細,應是一皮裘。裘宜于御寒,當時各階層的人皆可穿裘。裘甚至流行于南方,傳唐閻立本所繪《歷代帝王圖》中的陳文帝即身披一裘。用名貴皮毛制作的裘是士大夫形儀俊美風雅的標志,如東晉簡文帝召見謝萬,“萬著白綸巾、鶴擎裘,履版而前?!?王恭“嘗被鶴擎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25】。文獻中見還有孔雀裘、雉頭裘等,御寒的功能已在其次。貂裘則是地位尊貴的象征,如曹王《艷歌何嘗行》“長兄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馭馭,往來王侯長者游?!?【26】北齊文宣帝高洋以青鼠皮裘賞賜晉陽唐邕【27】。劉宋時瑯邪人王弘之屢召不就,左仆射王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 ,以示隱逸之心?!?8】南齊蕭昭業(yè)寵信宦官徐龍駒,“昭業(yè)為龍駒置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yè)畫敕,左右侍直,與昭業(yè)不異?!?【29】徐顯秀畫像的排場幾可與之相比。魏晉墓主畫像的人物常手執(zhí)塵尾,身倚憑幾,塵尾為清談者把持的雅器,憑幾被認為是有古風的家具,皆體現了死者的思想傾向。而徐顯秀畫像則采用了諸如貂裘之類的道具來表現人物特殊的身份與地位,反映了時代風尚的變化。

徐顯秀墓墓主像

梁普通元年年,滑國“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30】滑國即中亞細亞的游牧部族嚈噠。徐顯秀所披裘基調為白色,黑色斑點當為拼綴而成,或者有可能就是所謂“白貂裘” 。畫像中多處服飾上還出現聯珠紋錦,當屬“波斯錦”之類。此外墓主夫婦手持漆杯,皆小指翹起,用其余手指捏住杯足,這種姿勢與固原雷祖廟漆棺畫像中墓主持杯姿勢基本相同,而后者據考與嚈噠人的風習相近【31】。

徐顯秀夫婦執(zhí)杯姿勢

誠如此端,則這一畫像又包含了中亞、西亞與中國內地交流的信息。并州在魏晉北朝時是少數民族進人中原通道,匈奴、鮮卑和羯皆從并州發(fā)跡或進人中原,氐、羌二族也部分進人該地區(qū)。有學者指出并州在隋唐時存有信仰襖教的粟特人聚落【32】。據墓志可知,卒于隋大業(yè)十一年(615)的太原人翟突婆之父娑摩河曾任胡人聚落的政教首領大薩寶【33】,故粟特人在并州聚居的歷史至少可上溯到北齊。此外,北齊時期上層社會還出現了胡化的回轉。在這此背景下,徐顯秀墓壁畫中出現一些中亞與西亞的文化因素就可以理解。對此問題當有專門的研究。

再回到畫像總體格局上,我們會發(fā)現北齊并州墓主畫像圖式的流傳是跨越不同文化的太原晉源區(qū)王郭村隋開皇十二年(592)虞弘墓石棺畫像中也有一幅畫像被認定為墓主像【34】。徐顯秀是祖籍恒州忠義郡的漢人,而虞弘墓雕刻被認定為人華祆教美術的代表,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兩幅畫像的共同點。女兩者中心均為夫婦像,人物坐在帷帳下的榻對飲,其面前放置食品,帷帳兩側或前方有侍者和樂人。所不同的是虞弘墓畫像更多地保留外來文化的色彩,如墓主不是標準的正面坐姿也不相同,前面還有跳胡舞者。我們再比較一下山東嘉祥楊樓英隋開皇四年(584)駕部侍郎徐敏行墓壁畫中的墓主像。

徐敏行墓夫婦圖

學者們已談到該墓畫像總體布局與北齊壁畫墓的聯系【35】。另有人注意到畫像中男墓主所持透明杯子是薩珊朝的制品,墓主前前舞人的舞姿與西域舞蹈有關【36】。此外,壁畫中夫婦并坐對飲、欣賞樂舞的場面均與虞弘墓畫像接近。二者屏風、榻均裝飾聯珠紋。據徐敏行墓簡報,原畫像左側還有奏樂者,人物左右繪樹木,樹上有鳥,這些細節(jié)均可在虞弘墓畫像中找到對應的圖像。徐敏行夫人的畫像為半側面,不再是標準的正面像,可能也與虞弘墓風格相關。而徐敏行墓壁畫人物鴨蛋狀的長圓臉形,男主人正面的姿態(tài),依然保留著徐顯秀墓壁畫的形式。特別是最靠近主人的一位端食品的侍女的姿態(tài),竟與徐顯秀墓壁畫同樣位置的人物如出一轍。

虞弘墓夫婦圖

這種相似性說明當時可能存在某種壁問粉本,為不同的地區(qū)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采用,而粉本被反復使用的過程中細節(jié)也發(fā)生著變化,流露出不同的文化趣味。

此外,筆者曾以青州傅家北齊墓中另一種格局的墓主像與虞弘墓的同類構圖進行比較,觀察外來文化因素對于內地喪葬美術的影響【37】,還注意到崔芬墓墓主畫像出行式構圖在不同地域、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性質的文化之間流傳、使用、改造的情況【38】。從這些例子可見,在南北朝時期,由于文化因素的復雜化和地區(qū)間的互動等諸多原因,中國美術上一些傳統(tǒng)題材和形式呈現出新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的結果又會對后來的美產生影響,由此使得各個時代的藝術不斷呈現出新的色彩。

【1】關于鄴城北齊壁畫對并州的影響,參見楊泓《南北朝墓的壁畫和拼鑲磚畫》,《漢唐美術考古佛教藝術》第97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鄭巖《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第199—201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

【2】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第3期。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市北齊婁叡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12期。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 《文物》1985年第4期。

【5】濟南市博物館《濟南市馬家莊北齊墓》,《文物》1985年第10期。

【6】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4期。

【7】寧夏固原博物館《固原北魏墓漆棺畫》,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8】王銀田、劉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槨壁畫》,《文物》2001年第7期。

【9】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北陳村北魏壁畫墓》,《文物》1995年第8期。

【10】周到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石刻線畫》,圖79—85,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11】王太明《榆社縣發(fā)現一批石棺》,,山西省考古學會等編《山西省考古學會論文集》三,第119—122頁,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關于漢代以前墓主畫像的討論,見鄭巖《墓主畫像研究》,山東大學考古學系編《劉敦愿先生紀念文集》,第450—468頁,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13】云南省文物工作隊《云南省昭通后海子東晉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63年第12期;石景山區(qū)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區(qū)八角村魏晉墓》,《文物》2001年第4期。田立坤認為八角村墓的年代可晚到北魏,見氏著《袁臺子壁畫墓的再認識》,《文物》2002年第9期。

【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東漢壁畫墓》第25、26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15】東北地區(qū)及朝鮮所發(fā)現墓主畫像的綜合討論,見《袁臺子壁畫墓的再認識》一文。

【16】宿白《朝鮮安岳所發(fā)現的冬壽墓》, 《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第1期。

【17】《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第198頁;正面墓主畫像在形式上也與佛教、道教偶像有相似之處,前者的構圖或有可能受到后者影響,詳《墓主畫像研究》第456—461頁。

【18】楊泓《美術考古半世紀》第231頁,文物出版社,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

【19】王明《太平經合校》第53頁, 中華書局, 1960年。

【20】《晉書·王濛傳》第2418頁,中華書局,1974年。

【21】《晉書· 王恭傳》,第2186頁。

【22】《晉書·溫嶠傳》,第1785頁。

【23】《歷代名畫記》卷八,第156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

【24】《晉書· 謝萬傳》第2086頁。

【25】《晉書· 王恭傳》第2186—2187頁。

【26】逯欽立輯?!断?a href='/qinhan/' target=_blank>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397頁,中華書局,1983年

【27】《北齊書·唐邕傳》第532頁, 中華書局, 1972年

【28】《宋書·王弘之傳》第2282頁,中華書局,1974年。

【29】《魏書·蕭昭業(yè)傳》第2167頁, 中華書局,1974年。

【30】《梁書· 諸夷傳》第812頁, 中華書局,1973年。

【31】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文物》1989年第9期。

【32】榮新江《隋及初唐并州的薩保府與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

【33】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6卷,1999年。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文物》2000年第1期

【35】楊泓《隋唐造型藝術淵源簡論》,《漢唐美術考,和佛教藝術》第157—158頁

【36】山東省博物館《山東嘉祥英山一號隋墓清理簡報——隋代墓室壁畫的首次發(fā)現》, 《文物》1981年第4期;羅豐《北魏漆棺畫中的波斯風格》,《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61—64頁。

【37】《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第236—284頁。

【38】鄭巖《崔芬墓壁畫初探》,臨朐縣博物館《北齊崔芬壁畫墓》第23—32頁, 文物出版社,2002年。

原題《北齊徐顯秀墓墓主畫像有關問題》,刊《文物》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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