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年，革命與改良處在競爭態(tài)勢：革命進入了順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廷主導的改良陷入了泥潭；而當改良進入了坦途，一般地說，革命可能就陷入了低谷。

這種蹺蹺板的政治現(xiàn)象對于絕大多數(shù)略懷政治情懷的青年讀書人來說，或許昨天還是一個革命黨人，今天卻因認同了清政府的政治改良而轉(zhuǎn)變；明天又因為發(fā)現(xiàn)清廷的政治改良不徹底不真誠，又放棄了改良而投身革命。

對于這些現(xiàn)象，那一代親歷其事的人多能理解，并不會從政治操守上評價這種搖擺或跟風。但到了后來，到革命成為一種絕對價值觀之后，在革命與改良之間搖擺，特別是從革命搖擺回改良的人們，總是或多或少成為被嘲弄的對象，劉師培或許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代表。

劉師培

如果從其家族家庭背景說，劉師培是江蘇儀征大戶人家，詩書傳家，書香門第。其曾祖劉文淇，祖父劉毓崧，伯父劉壽曾，父劉貴曾，都是恪守乾嘉漢學傳統(tǒng)的大學者。

而且更令人感佩的是，劉氏家族代代相傳的學問就是一部《春秋左氏傳》，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在這部經(jīng)典的注釋、理解、闡釋上下功夫。如果沒有他們幾代人的努力，我們今天很難弄明白《左傳》中的人和事。

濃厚的文化氛圍，相對小康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使劉師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飽讀經(jīng)史，過目成誦，記憶力、理解力非凡，有神童之譽，因而也被其家族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夠在中國士大夫傳統(tǒng)道路上步步登高，捷報連傳，中秀才，得舉人，成進士，點狀元，直至成為王者師、人上人，光宗耀祖。

然而，或許是因為劉師培太聰明了，或許因為他少年得志太順利了，他在1901年十八歲那年中秀才，第二年一鼓作氣得舉人。第三年，他原本準備梅開三度，成進士。不料竟在關(guān)鍵時刻掉鏈子，名落孫山。

傳統(tǒng)士大夫的科舉正途已成強弩之末，清政府在1901年新政開始后，更多的有志青年都看到未來出路可能不在科舉正途上，而是要有海外經(jīng)歷、留學背景，要有新知識。于是，劉師培在1903年初次失敗后并沒有心灰意冷，他只是學會了選擇，選擇了放棄，放棄家族長者對他的期待，放棄繼續(xù)沿著中進士點翰林這條老路亦步亦趨。

學會放棄的劉師培并沒有像其他失意學子悶悶不樂整天焦慮，而是在歸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拜師訪友，經(jīng)徐州，至揚州，又到鎮(zhèn)江、南京，先后拜訪繆荃孫、楊文會，并意外結(jié)識章太炎、章士釗等學問好思想新，且具有反滿思想的革命志士，劉師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根本改變。

章太炎

那一年，章太炎三十四歲，劉師培不到二十歲。章太炎不僅在學術(shù)界享有相當聲譽，受到江浙知識界大佬垂青、表彰與提攜，而且章太炎自從走出詁經(jīng)精舍，一再在學術(shù)圈惹是生非，與康有為、梁鼎芬等成名學者斗嘴罵架；與政治大佬張之洞、李鴻章勾肩搭背，然后不歡而散。

特別是他說話不知輕重不計后果，已經(jīng)多次被清政府列為危險分子，受到通緝。此時，章太炎正躲在租界里與一批反政府反體制的年輕人一起鼓吹排滿革命，年輕的劉師培受到他們的感染，毅然決然加入了這個行列，成為中國教育會的成員。

《蘇報》案發(fā)生后，章太炎、鄒容等志士被抓捕被審訊被判刑，但這都沒有嚇倒劉師培。劉師培反而因此更趨激烈，因沙皇俄國拒不從東三省撤軍，而與蔡元培、葉瀚等人一道發(fā)起成立“對俄同志會”，創(chuàng)辦《俄事警聞》，日以危言警惕國人。

他們意識到，日俄戰(zhàn)爭即將爆發(fā)，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中國應(yīng)該趁著這個機會幫助日本對抗俄國，所以他們號召組織義勇軍，準備到前線與俄國人對著干。

不久，《俄事警聞》更名為《警鐘日報》，隱然以繼承章士釗、章太炎、鄒容等一系的《蘇報》自任。從此后，青年劉師培油然萌生光復漢族革命志向，踏上激進主義不歸路。

從后來的立場去反觀劉師培那撥人當時的政治選擇，他們和孫中山可能還有區(qū)別的。孫中山從一開始就認定必須要推翻滿洲人建立的政權(quán)，光復中華，恢復漢民族的國家。

劉師培這撥人雖然也強調(diào)“光漢”，強調(diào)光復，但他們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排滿道路，主要還是因為清政府在1901年發(fā)布新政詔書后，更多的時候是只說不做，中國在外交特別是在東三省外交上步步退讓，這些熱血青年實在看不下去，所以接受革命思想、排滿思想，走上激進主義道路。

1904年，隨著中國外交危機加深，劉師培的思想更加激進，他相繼參加了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并擁戴還在西牢監(jiān)獄服刑的章太炎為精神領(lǐng)袖，參與組織成立光復會，成為光復會首批成員。這段時間，劉師培的思想走到極端狀態(tài)，他自己似乎也知道這一點，因而在一些文章中直接署名為“激烈派第一人”。

同年，劉師培回鄉(xiāng)與何班結(jié)婚，或許是因為要刻意反傳統(tǒng)，他們兩人并沒有在故鄉(xiāng)舉行傳統(tǒng)婚禮，就一起返回上海共同生活，何班隨即進入愛國學社讀書，很快成為激烈的女權(quán)主義者，并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何震。

此后數(shù)年，劉師培夫婦參加了刺殺廣西巡撫王之春活動，然后因《警鐘日報》被查封而游走蘇、皖等地，結(jié)識革命志士陳獨秀，并一起發(fā)起成立岳王會，推崇岳飛的愛國主義精神，以推翻滿清為職志。

1907年初，劉師培夫婦東渡日本，投靠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并很快成為《民報》主要撰稿人和編輯人，在《民報》相繼發(fā)表一組有思想深度又有學術(shù)力度的革命文章，既有時代感，體現(xiàn)了革命黨人濃厚的革命氣息，又有書卷氣，展示了革命黨方面不弱于康有為、梁啟超改良主義的學術(shù)素養(yǎng)。

這段時期的政論文章不僅是劉師培一生最精彩的文字，也充分展示了劉師培的學識、見解和理論功底。

或許是因為劉師培夫婦年齡尚輕，或許因為劉師培、何震思想還不成熟，他們到了日本不久，就被當時最為流行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所迷惑，立即從激烈的反滿主義者轉(zhuǎn)變?yōu)闊o政府主義者。

何震很快發(fā)起成立“女子復權(quán)會”，并創(chuàng)設(shè)機關(guān)刊物《天義報》，夫妻兩個以此為基礎(chǔ)進行打拼，居然很快產(chǎn)生巨大影響，章太炎、張繼等人相繼都被這種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實用、精致所迷惑，留日學生中更多無政府主義信仰者。

那時的無政府主義其實是一個理論上的大雜燴，既推崇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學說，也推崇俄國1905年革命，推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chǎn)黨宣言》，推崇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他們?yōu)榇藙?chuàng)設(shè)“社會主義講習會”，不遺余力向中國人介紹社會主義理論，介紹一切激進的反傳統(tǒng)思想，恨不得中國能夠在一天之間變個樣。

劉師培、何震的激進思想受到章太炎的賞識，那也是他們幾個人友好相處共同發(fā)展的最好時光。然而這種好景不長，由于清政府立憲運動開始，各種原先反對清政府的政治力量開始回流，主流已經(jīng)由原先的革命轉(zhuǎn)為改良，清政府也趁著這個機會不斷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利用日本政府在東三省談判等一系列外交問題上有求于中國，要求日本政府對流亡在那兒的中國人嚴加管束，對于他們編輯主辦的反政府反體制刊物嚴加查禁。

日本政府當然沒有完全接受清政府的要求，但革命黨人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覺得日子不像過去那么自由，革命黨內(nèi)部矛盾也因外部壓力日趨呈現(xiàn)，這就使章太炎心灰意冷，出家為僧，或者前往印度當和尚研究佛經(jīng)的想法日趨強烈，又有更加性情的蘇曼殊從中鼓動，兩個人一拍即合，真的準備前往西天取經(jīng)。

蘇曼殊

章太炎、蘇曼殊的想法因革命受挫而起，時在1907年秋前后。此時有這個壓力的也不止他們兩人，劉師培、何震等流亡在海外的革命黨其實都有類似的外部壓力和另尋出路的沖動。根據(jù)蘇曼殊的記述，劉師培準備于1908年春天從日本返回上海，看看能不能在那里找個事情做，因為革命遇到了困難，他們在東京的生活都成了問題，況且他的母親劉老太太對于異國生活也比較厭倦，于是劉師培夫婦在1907年秋天決定由何震先回國查看情形，與相關(guān)方面探討一下可能性。

至于劉師培敢于回上海找個事情，當然是自信在日本并沒有作惡，并沒有太多的政治把柄，還不能算革命黨人的首領(lǐng)，所以說他想回國回歸主流，加入朝廷主導的政治變革，估計也沒有太大的錯。

根據(jù)何震的說法，章太炎知道清國駐長崎領(lǐng)事卞紼昌是張之洞的女婿，所以章太炎在心灰意冷對革命失望乃至絕望時，曾經(jīng)通過卞紼昌致函張之洞，誓言從此后決不革命，決不與聞?wù)?，且言中國革命決難成功。表示張之洞能夠看在多年前交往的分上，提供一筆巨款，那么他章炳麟心甘情愿放棄革命前往印度出家為僧，研讀佛經(jīng)。

何震說，章太炎對這封信并沒有刻意保密，曾經(jīng)交給劉師培看過。而揆諸情理和當時革命黨人的處境，章太炎的這個想法并不難理解，他只是表示不再革命，并沒有像更多的人那樣背叛革命，走向反革命。

章太炎寫給張之洞的信是在何震回國前即1907年秋直接交寄或者通過卞紼昌寄出的，然而久久沒有下文，這不能不讓章太炎焦慮。所以當何震回國時，章太炎理所當然委托她設(shè)法打聽并見機促動。何震答應(yīng)相機幫忙。所以當何震到了上海后，章太炎又寫幾封信催問情形。

何震的活動力確實不得了，或者說朝廷由于此時已經(jīng)開始了憲政改革，也不希望那些革命者繼續(xù)為敵，歡迎他們回歸主流，所以到了1907年12月上旬，劉師培就被何震叫回國內(nèi)，安抵上海，與蘇曼殊、柳亞子等人歡聚，并沒有遇到什么困難或不便。

劉師培夫婦既然知道章太炎曾致信張之洞，知道章太炎與清政府也有錯綜復雜的關(guān)系，因而他們夫婦在上海也留有一手，由劉師培出面致信章太炎，表示為章太炎所托事情估計張之洞那里希望不大，現(xiàn)在正在想法與兩江總督端方進行交涉。張之洞、端方都有附庸風雅的愛好，這大概也是章太炎、劉師培想到他們的一個原因。

在國內(nèi)經(jīng)與各方面的接觸，特別是何震在南京各地的活動，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似乎對劉師培的情形已經(jīng)比較同情，愿意接受劉師培回歸主流。其實，每一個造反者都有被動的原因和不得已的苦衷，而每一個造反者其實也都隨時等待著招安。

所以端方的大度和安撫很容易感動劉師培這樣原本就很柔弱很感性的讀書人，劉師培遂不管不顧于1908年初上書端方，表示愿意放棄革命，回歸主流，加入政治變革的隊伍。

在這封長信中，劉師培先介紹了自己的家族和家學淵源，介紹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學術(shù)旨趣，承認自己年輕幼稚，在革命思想影響下，揭民族主義為標，托言光復舊物，以為這些思想合乎中國思想傳統(tǒng)，合乎中外華夷之辨，所以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嗜讀明季佚史，以清軍入關(guān)之初，行軍或流于慘酷，輒廢書興嘆，排滿革命思想慢慢積累。

劉師培在這封上書中并沒有刻意檢舉揭發(fā)革命黨人，而是根據(jù)他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就朝廷政治改革所應(yīng)該走的路提供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國情國體與歐洲及日本都有很大不同。歐洲、日本均由封建制度變?yōu)閼椪贫?，都比較順利，而中國由于早已走出分封建國的封建時代，政治偏于放任，以農(nóng)業(yè)為國本，以聚斂為民賊，故以薄賦輕徭為善政。所以中國問題并不在政治民主化，而是執(zhí)政者能否抑制豪強，關(guān)愛黎元。

根據(jù)這些認識，劉師培在這份建議書中也說了不少改革建議，建議清廷恢復傳統(tǒng)中國民本主義傳統(tǒng)，矯正新政過分偏重發(fā)展偏重富國偏重強兵的誤差，以人民福祉為依歸，輕徭薄賦。

對于劉師培的這些建議，在過去的研究中，一般被視為劉師培背叛了革命，向反動的清政府“獻策”，向清廷討好。這是從革命者的視角進行觀察而得出的結(jié)論。其實，當歷史又走過了一百多年，當清朝的歷史已經(jīng)自然而然地融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一部分，我們?yōu)槭裁床荒苷J同劉師培向主流社會回歸呢？為什么一定要求他革命到底呢？清廷如果采納了他的這些建議，惠民愛民，以民為本，為什么不能成為中國政治發(fā)展的一個選項呢？

歷史發(fā)展具有豐富的多樣性和多種可能，在晚清十年政治歷程中，除了革命與改良，其實還有很多介于二者之間或之外的政治主張，以溫情和善意重新回看自己民族的歷史，還是應(yīng)該承認存在的或許都有或多或少的道理。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師培那撥回歸社會主流的人，主要還是因為朝廷主動變革了，改良主義的前景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來了，所以他不愿繼續(xù)從事暴烈的政治革命了。

流血的革命畢竟是人類社會不得已的一種手段，能夠減少流血，減少犧牲，能夠進行和平變革，就不應(yīng)該選擇暴力革命。當然，如果統(tǒng)治者只是以虛情假意欺騙人民，那么還是應(yīng)該像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那樣，義無反顧地高舉革命的旗幟。

回望歷史，我們只是希望更多理解和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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