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三強：明代西安下馬陵方位變遷考———兼論董仲舒墓所在地之爭
拙文詳考了明代西安下馬陵從城南胭脂坡處演變?yōu)榈靥幊莾?nèi)今和平門內(nèi)西側的過程，并且指出，正德初年陜西提學王云鳳曾組織民力修筑城南下馬陵和董子祠。嘉靖三年 （1524）陜西巡撫王珝與巡按御史喻茂堅首設城內(nèi)董子祠，因其處原有墓，遂被時人認作董仲舒墓。筆者認為今之董墓所在之爭在無可信證據(jù)前提下展開，并無意義。
凡對中國古代文學略有知識的人，幾乎無不知道 “下馬陵”。這緣于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名作 《琵琶行》中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因此蝦蟆陵引起歷代人們的興趣。一般解釋 “蝦蟆陵”是 “下馬陵”的音訛，因為這是西漢大儒董仲舒的墓地，所以人們路過時要下馬以示敬仰。
據(jù)蔣紀新先生言，董仲舒墓在今陜西興平，西安的下馬陵有兩處，都是明人的偽造：一處是陜西巡撫王珝于正德元年 （1506）于原址筑墓并建董祠，另 一處是 嘉靖時 陜西巡撫趙廷錫（“錫”應為 “瑞”，因沿雍正 《陜西通志》而致誤）于嘉靖二 十一年 （1542） 所 筑，即今西安市和平門內(nèi)西側馬道巷的下馬陵。其說多為舛誤，現(xiàn)詳加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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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正德以前下馬陵在今西安城外東南
下馬陵方位何在，自唐代以來至明代正德年間，并無疑義。其址在今西安城外東南沙坡，具體地點是西安交通大學東門內(nèi)。宋代宋敏求 《長安志》卷11謂：“蝦蟆陵在縣南六里。韋述 《西京記》：‘本董仲舒墓?！表f述是盛唐時人，上距西漢董仲舒八百余年，所說又是其親眼所見，因此沒有什么可疑之處。其后中唐時李肇 《唐國史補》又云：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后人語訛為蝦蟆陵?！薄堕L安志》卷９云：“（常樂）坊內(nèi)街之東有大冢，亦呼為蝦蟆陵。”縣南六里之說受到元代駱天驤的支持，其《類編長安志》卷8《蝦蟆陵》載： “本下馬陵。新說曰，興慶池南胭脂坡大道東有蝦蟆陵。 《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下馬陵也?！?/p>
由于年深日遠，這里的下馬陵在明代中期已經(jīng)圮壞。近日筆者赴和平門內(nèi)下馬陵考察，發(fā)現(xiàn)明正德嘉靖年間人張治道撰、許宗魯書 《碑記》一通，文字基本完好，對城外東南的下馬陵言之頗為詳細：
今府臺東南胭脂坡，去漢長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苑過此下馬，而一時文士罔不下馬 焉。故則當時冢墓必高大，地必寬敞，祠宇必宏麗。而今皆毀圮亡矣，獨其墓在卑污 窊洼之處，牛羊芻牧荒草中。題曰“仲舒之墓”，而“仲”字沒其半。后居民利其地，毀而藏矣。
弘治正德年間，官民聯(lián)合對這里的董墓作了修護?！侗洝罚?/p>
前弘治時，提學副使王公云鳳□□民并學官諸生，親詣其地，相其處，將欲封其墓，建祠樹碑以表。雖板畚未興，而規(guī)劃已定。未幾，各追誼淑士，以仁禮化俗，以節(jié)愛齊政，以敬事鬼神，三載之間，人和神悅，俗美化行，雖古之循良無以此。 仰而嘆，俯而思曰：先生漢大儒也！當詩書焚棄之后，黃老縱橫馳騁之際，乃能下帷，發(fā)憤續(xù)孔孟，先生之力也。今幸得其墓，可忍而不為之表邪？矧當時天子下馬，學士奔趨，其敬畏尊禮如此，則士馬能政有暇日，遂屬焉。而馬君仰承休美，殫厥心力，先封其冢墓，次繚其垣墻，又次移其祠宇，又次□足瞻足仰。聞者悅，過者嘆，觀者驚眺跽拜，突然知有先生墓也。馬君以余曾紀先生墓于杜碑，乃□有余年也。自有我旦振耀彰顯如此，是不亦有待也邪？
張治道有《春日謁董祠漫賦：一記虎谷興作之誠，一記晏老景仰之敬》詩，其一曰：“正德龍興第一春，曾聞 虎谷 薦青萍?！被?谷為建祠者之一提學王云鳳之號。青萍是用寶劍代指權威者，這里指董仲舒?？梢娬略?（1506）王云鳳曾為修建董墓董祠而盡力，而后來得到馬能政等人的資助，才完成這一工程。正德元年張二十歲，又是當?shù)厝?，所言王云鳳在此年倡言修祠事，應該不存在疑問。
張治道另有 《表董墓》詩，言及這處董墓后來的凄涼：
猗嗟董子，道其精矣。不知其墓，乃在城矣。維荒維涼，誰其營矣。茲行有獲，我其成矣。
這首詩寫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上距筑墓修祠不足40年，墓祠已頹敗如此，這是因為 “不知其墓，乃在城矣”。正是因為董墓被誤認在西安城里，才造成城外胭脂坡處下馬陵的門前冷落車馬稀，無人經(jīng)管，這是后話。他為此處是真實的董仲舒墓做了辯護：
彼謂董墓在興慶池，蓋指城東興慶池而言也。不知城東非興慶池，本名景隆池，又名隆慶池，又名九龍池，去西安十五里，武則天后始興。此處無有所謂董子墓，亦無有所謂胭脂坡者?！兑唤y(tǒng)志》與《長安伍福志》，正指城南五里興慶池，在狗脊嶺下，此處有胭脂坡、翡翠坡，即今董墓也。
近年來，有關此處下馬陵的調(diào)查發(fā)掘取得進展。西安交通大學孫民柱先生在這方面研究較多。他認為，《長安志》所謂 “（蝦蟆陵）在縣南六里。”這里的縣，是指古時的萬年縣，后稱咸寧縣。在1955年交通大學校址地形圖上，校南區(qū)有一東西長約600米，南北寬約240米的小原地帶。在其東端曾有一個海拔高度為437.69米的大土包。這一坡地古稱 “胭脂坡”，宋以后叫“沙坡”。此處距萬年縣故址的直線距離正好是3000米，即六里路?！堕L安志》卷９記述：“（常樂）坊內(nèi)街之東有大冢，亦呼為蝦蟆陵?！边@與《類編長安志》記載：“興慶池南胭脂坡大道東有蝦蟆陵”是一致的。西安交通大學校園正坐落在唐興慶宮之南、常樂與道政二坊的舊址上。據(jù)當?shù)乩限r(nóng)回憶：從前，沙坡村西有一高坡，坡上曾有一大冢，其位置就在交大校醫(yī)院南側，為唐長安城常樂坊內(nèi)十字大街的東邊。此正與史籍中所說 “坊內(nèi)街之東”、 “胭脂坡大道東”完全一致。
1998年10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學在校醫(yī)院南側修建浴池時，發(fā)現(xiàn)一座磚砌古墓，其墓坐北朝南，深9.24米，墓室南北進6.3米，東西2.32米，高約2.7米。按形制為一中型漢墓。墓已多次被盜，未發(fā)現(xiàn)有價值的文物。其方位與老農(nóng)回憶的大冢、校地形圖上的大土包完全重合。這應是舊說中的下馬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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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年間下馬陵改于城內(nèi)始末
明代嘉靖年間以后，人們普遍認為今之西安市和平門內(nèi)西側董子祠之后的大墓為下馬陵。雍正《陜西通志》卷28《祠祀１·寺觀》附《西安府·咸寧縣》所言很明確：“董子祠，在學宮后，嘉靖二十一年（1521）侍郎趙廷錫（按，“錫”當為“瑞”）改建，有尚書唐龍、侍郎呂柟碑。（《馬志》）今在城東，祀漢儒董仲舒。祠后有墓?！彼鶖⑴c今之和平門內(nèi)董子祠布局完全一致。人多以為此處最早是嘉靖二十一年所建，蔣紀新即如此。實則，正德至嘉靖時此地已有當時巡撫等人所立的董祠。明代唐龍《董子祠記》云：
“（董子）沒，葬于興慶池之南，而今墓土隆而不陷，宿草萋萋……正德中，中侍守茲土者銖求民貨，華其私室。既中待叱去，室固在也。府學生請于執(zhí)事君子曰： ‘仲舒承秦絕學之后，講論六經(jīng)，統(tǒng)一學者，即伊呂圣人之耦，無以加焉。其自膠西而還，家于斯，葬于斯，長子孫于斯，神濯濯焉而靈也。祠宇不設，則何依焉？中侍私室，實浚民而為之也，乞改為祠?！矒嶂胸┐蠓蛲醌?、巡按御史喻茂堅曰 ‘其如議’，乃命有司灑掃涂艧，立像于 中， 命之曰 ‘董子祠’。”
此處所說僅是立祠，并無一字說到封墓，并且仍明言墓在 “興慶池之南”。王珝、喻茂堅二人俱可考知?！洞笄逡唤y(tǒng)志》卷14《永平府２·名宦·明》云： “王珝，字汝溫，永平衛(wèi)人。弘治進士……終兵部右侍郎。” 《陜西通志》卷22《職官３·明·巡撫陜西都御史》云： “王珝，北直永平人?！泵骼钯t等《明一統(tǒng)志》卷 69《重慶府·人物·本朝》載：“喻茂堅，榮昌人，正德辛未進士，授銅陵知縣，擢御史，巡歷有聲。出守真定河間，政成，升貴州參政、福建按察使、浙陜左右布政使，陟右副都御史?！?/p>
張治道說到有位號灤江的陜西巡撫曾經(jīng)修建過這里的董子祠，但是同樣沒有提這位巡撫封董墓的事。其 《碑記》說：
嘉靖甲申 （三年，1524），巡撫、當時亦未有以墓告灤江公者，人至于今議之，以為祠可建而墓不可封邪。矧其碑贅具先生之事，矧啟圣祠建于其前，而先生祠幽于其后，而當時茍且將就，權應時命。不思一祠而兩具神位揆之前，不惟先生之神安，而啟圣之靈亦安矣。是舉也，可謂舉前代之所未舉，補灤江之所未是，夫豈尋在，人心未嘗一日無也。
由此段文字可知，巡撫灤江公本意是借中侍之室改建董祠，然實際形成的格局是，庭院前部是啟圣祠，院中原有一墓，而墓后是董子祠。因“未有以墓告灤江公”，所以他的建祠之舉被誤解為同時封了這座墓。從此此墓便被認作董仲舒墓。張治道對此大為不滿，認為應該將 “啟圣之靈”與 “先生之神”一同供置在前邊祠中，如此可 “補灤江之所未是”。原因很簡單，多建董祠宣揚其學是好事，然而董墓卻只能有一處，況且此處之墓確實不是董墓，故 “祠可建而墓不可封”。其 《下馬陵辨》道：
又曰今省城即奉元之舊，說者以城中儒學東者為董墓，誤而又誤矣。不知當時奉元城規(guī)模甚小，止于干河，今其岸猶在也。此時儒學，今咸寧縣西養(yǎng)濟院是也。此時 ‘董墓’正在城外，至我朝大其城，始圈入城內(nèi)矣。彼徒知今日學東不宜有墓，而不知當時亦且無學，又何誤焉！
今之和平門內(nèi)下馬陵西二里的碑林，明代是西安府學，其東依次相鄰者是文廟和咸寧縣學。依張治道的說法，學府東側原有墓，或指為董陵。當時已有人懷疑這種說法不當：“今日學東不宜有墓。”其實，造成事實上封墓的正是巡撫灤江公。他在墓周建了董祠，人們自然會以為院中之墓是董墓。灤江公其人可以考知。明代康?！顿洖唇住罚娗坝行⌒颍?/p>
灤江公巡撫關陜?nèi)暌?。政通而人和?a href='/daozhen/' target=_blank>道真而履固，不隱謗，不易行，有仲尼在魯，子產(chǎn)相鄭之風焉。予自壬午（嘉靖元年）春遇公于長安時，予臥疾……今年秋，公擢南京卿，戒行有日。
可知其人任陜西巡撫時是嘉靖元年至三年。明代王世貞 《弇山堂別集》卷60《卿貳表·南京大理寺卿》云： “王珝，直隸灤州人，由進士（嘉靖）三年任?！迸c上引康海所云灤江公嘉靖三年秋擢南京卿者若合符節(jié)。其號既為“灤江”，必與直隸灤河有關。灤州，即今河北灤縣，正在灤河岸邊。舊時自號，亦常以故鄉(xiāng)名勝為之。康?！洞河晖び洝吩唬骸凹尉腹镂?（二年，1523）夏四月，灤江公巡撫過鄠，訪渼陂于衍慶之堂……灤江名珝，字汝溫，永平人；渼陂名九思，字敬夫，鄠人：皆姓王氏?！币虼藶唇乔斑吿峒暗耐醌崱?/p>
另一建祠人物是喻茂堅，他在陜西任職是正德末至嘉靖初年?！睹饕唤y(tǒng)志》卷33《西安府下·名宦·本朝》載：“喻茂堅，正德中巡按陜西，劾總兵之不法者，竟梟示三鎮(zhèn)?！泵鞔鷹钜磺濉?a href='/guanzhong/' target=_blank>關中奏議》卷11《一為急缺邊方兵備官員事》云：“嘉靖元年三月，內(nèi)蒙巡按陜西監(jiān)察御史喻茂堅、許翔鳳案驗為邊軍聚眾殺害撫臣，劫庫放囚，搶奪軍器，燒毀衙門等事節(jié)奏。”雍正《江西通志》卷68《人物３·南昌府三· 明》 云：“喻茂堅，字汝礪，豐城人，四川榮昌縣籍。正德進士……嘉靖初巡按陜西，發(fā)總兵李隆嗾戍卒殺巡撫許銘狀……”其任陜西巡按御史在正德末至嘉靖初年。所以他與王珝共建董祠事，只能在嘉靖初年。
張治道《碑記》中所說：“嘉靖甲申 （三年，1524）巡撫、當時亦未有以墓告灤江公者，人至于今議之，以為祠可建而墓不可封邪”，是董祠建成于嘉靖三年的鐵證。其地則在今西安城內(nèi)的下馬陵。從此，此地被稱作董子祠、下馬陵。城南六里處已存在一千六百余年之下馬陵漸次被人遺忘。
趙廷瑞曾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改擴建學宮之東城內(nèi)下馬陵，后人不知此前曾有王珝和喻茂堅建祠事，于是誤認為今之董祠董墓是趙廷瑞首建，這與事實明顯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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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墓所在地之爭評議
主董仲舒墓在興平之說，古已有之。據(jù)嘉慶《咸寧縣志》卷14《陵墓志·江都相董仲舒墓》下所加按語：
按下馬陵，宋敏求《志》明言在縣南六里，李好古《長安圖》下馬陵與胭脂、翡翠二坡俱在城外，是元以前無以下馬陵在城中者。其說創(chuàng)于明人，后人因之，而城南之跡轉晦。宋《志》又言長樂坊有大冢，俗誤以為董仲舒墓，亦曰蝦蟆陵。長樂坊當今東郭門南地，是唐宋時已有兩下馬陵，而今所傳下馬陵尚不在此數(shù)。名賢冢墓談故實者往往強為附合。觀《寰宇記》，董仲舒墓在興平，及《通許志》《渭南志》皆有仲舒墓可見。今城南之墓即不可考，明以來即令后裔于此守墓，且為立祠，相承已久，未可鑿空旁求。故仍錄舊文而附辨于此。猶文王陵實在長安，而宋以來皆祀于咸陽。圣賢祠祀非可臆改也。
此段有誤。宋《志》所言長樂坊大冢亦曰下馬陵者，就是胭脂坡處之董墓，如前所說之地處常樂坊內(nèi)街之東，并非 “唐宋時已有兩下馬陵”。
而力挺董墓在長安者也在在多有。張治道《下馬陵辨》道：
又云董仲舒者終于家，墓不在長安。不知終于家者，終于茂陵之家，非廣川之家也。《漢書》云仲舒家居，朝廷有大議，時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則仲舒家在茂陵明矣。若在廣川之家，安有時使廷尉至廣川問之之理耶？又曰家徙茂陵，亦不在長安，謂長安有墓者，非也。不知茂陵在興平縣，而葬在長安，亦何所疑！興平去長安才一百五十里爾。如司馬遷亦居茂陵而葬韓城，相去四百里，亦非耶？且漢時京宦罷官，朝廷敬重者，多徙居五陵，不令回籍。如周仁，徙陽陵；田千秋，齊人，徙長陵；魏相，定陶人，徙平陵；蕭望之，東海人，尹翁卿，河東人，徙居杜陵：則其墓皆在長安。徙居京師，皆非死后徙也。則董仲舒徙在生前明矣，則其卒在長安又明矣。又曰人臣之墓而云天子下馬，且稱曰陵，皆說之不通者也。不思武帝好名好文之主，其素又重仲舒之為人，過其墓下馬，又何所疑！下馬事史志內(nèi)明載，而非后人捏造之言。其稱為陵，非朝廷稱之，又非詞臣文士稱之，蓋民間見朝廷敬重如此，又見當時冢墓高大壯麗，私相稱呼，亦有此理。如今丙吉墓在城南，亦有稱丙吉墓，亦有稱丙吉陵，例亦如此，未為不通也。
兩種說法，都是語氣決絕，不容置辯。董仲舒墓在興平之說，今日似成主流。恰如孫民柱《董仲舒墓址辨惑》所云：“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學術界支持 ‘興平董墓’ 說者日益增多?！钡涓鶕?jù)一是董仲舒家于茂陵，因此死后應當葬于居家附近。但這并不能駁倒張治道所持的論點。二是漢武帝于董仲舒墓前下馬事，出自《長安志》引《國史補》。然而今本《國史補》明言是董仲舒門人過其墓而下馬，才稱作下馬陵，與漢武帝無關。不知《長安志》為何引成 “李肇《國史補》曰：‘昔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若純屬宋敏求據(jù)己意所加，則沒有討論的必要。若宋敏求另據(jù)他本，今人僅根據(jù)部分史實認為漢武帝對董仲舒之說不感興趣，因此不會為他下馬，論據(jù)也顯得單薄。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正是在漢武帝時成為主流文化。對這樣一位精神導師性的人物，在其死后，路過其墓下馬，并不會令君主蒙羞，反而體現(xiàn)出他對文人的尊重。三是這種墓在興平之說大大晚于長安下馬陵說，首次提出這個觀點的是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而據(jù)南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６７《墓地門》引《西京雜記》：“膠西相董仲舒墳，在長安。人為致敬，過者必下馬，名下馬陵，后人語訛為蝦蟆，非是。”《西京雜記》作者，一說為西漢劉歆（約前50－23），一說為東晉葛洪（284－364或343），一說為南朝梁吳均（469－520），一說作者不詳。然《隋書·經(jīng)籍志》已著錄，則南北朝以前成書無疑。四是董墓不能稱 “陵”，張治道的反駁頗為有力，無須贅言。
至于張治道所言，固然雄辯有力，但都屬于類比推理而不是因果推論，在邏輯學上不屬充足理由，誠所謂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因此也不能坐實城南六里的下馬陵確為董仲舒墓。
何況中國古代向來有所謂衣冠冢習俗，因此除非興平墓里出土有古人遺骸，并經(jīng)ＤＮＡ與董氏后人比對相符，否則此事永無定論。
綜上所述，南北朝以前人已認為今西安城外東南沙坡的漢墓是董仲舒墓，稱為下馬陵，相沿不改。明代中期其墓埋沒，正德初年提學王云鳳等募民重修，居功甚偉者是士人馬能政。然而嘉靖三年 （1524），陜西高官王珝、喻茂堅在今之和平門內(nèi)下馬陵處設董祠，有人將祠內(nèi)之墓附會為董墓。從此城南六里處下馬陵漸次銷聲匿跡，湮沒無聞。
今和平門內(nèi)下馬陵處有文管人員所立石碑：“昔漢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馬，故世人稱之謂 ‘下馬陵’。明正德時陜西巡撫王珝修建陵園，稱為 ‘董子祠’?！睋?jù)本文考證，顯有不當。建議改為：“據(jù)傳昔漢武帝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馬，故世人稱為 ‘下馬陵’。其地在今城外東南沙坡。明嘉靖三年（1524），陜西巡撫王珝等人在此地設立董子祠，有人將此處原有之墓附會為下馬陵。東南城外下馬陵之名逐漸被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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