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僅是中華文化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造就了湖南人特有的精神氣質(zhì)、性格特征、道德信仰與民情風俗等。為深入探索湖湘文化的源流與特質(zhì)，深度挖掘經(jīng)世致用、實事求是等湖湘精神，為中華民族復興與湖南文化強省提供價值支撐，屈子書院公眾號從2021年元月開始推出“湖湘文化”專欄，匯聚湖湘文化研究成果，弘揚湖湘文化精神。

（本文發(fā)表于《中國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湖湘地區(qū)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得到許多文學史家的高度評價。中國文學史家們特別對屈騷的文學價值給予了特別的評價，他們認為，屈原在湖湘之地創(chuàng)作的詩歌，“把詩性文明的開拓伸展到當時還處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既把中原文明的歷史理性精神滲透到南方神話巫風的想象之中，又從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典雅節(jié)制詩學世界，從而為中國詩性文明的偉大博大和輝煌提供了一個與《詩經(jīng)》同等重要的源頭?！盵1]

本文主要從地域文化的思維框架，來進一步追問湖湘之地產(chǎn)生如的屈騷精神，如何形成為一個地域化的文學傳統(tǒng)？屈騷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gòu)產(chǎn)生了那些影響？

1什么是“湖湘文統(tǒng)”

在討論湖湘文統(tǒng)的創(chuàng)建之前，需要先了解什么是“湖湘文統(tǒng)”？這首先得從“文統(tǒng)” 概念說起。

在歷史文獻中，“文統(tǒng)”是一個多義的概念。其一，“文統(tǒng)”是指文章的整體布局，梁朝劉勰所著《文心雕龍·通變》中說：“是以規(guī)略文統(tǒng)，官宏大體。”其二，“文統(tǒng)”是強調(diào)政治意義上的文治，元朝袁稍有詩：“帝運昌文統(tǒng)，師臣秉國鈞?！盵2]其三，是從文學傳統(tǒng)意義上使用“文統(tǒng)”。如明趙鶴編《金華文統(tǒng)》十三卷 ，“是書于正學編外，兼録金華耆舊之文”[3]是金華地區(qū)宋元明時期文人學者的文章集成。這里使用“文統(tǒng)”是指地域性文學傳統(tǒng)。另外，清代方宗成編《桐城文錄》，他在該書的序文中表明編此書的宗旨時說：“右文錄七十六卷，為人八十有三。標名家以為的，所以正文統(tǒng)也。廣取諸家，所以擴學識也。”[4]這里所言的“文統(tǒng)”，除了表達地域性文學傳統(tǒng)的涵義外，即所謂“流風余韻，足以興起后人，則惟鄉(xiāng)先生之言行最易入”[5]；同時還會有“文學正統(tǒng)”之義，即桐城派“文以載道”所代表的文學正統(tǒng)。

本文所講的“湖湘文統(tǒng)”，主要是“文統(tǒng)”的第三種涵義，即湖湘之地域性的文學傳統(tǒng)。那么，“湖湘文統(tǒng)”的內(nèi)涵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一個地域性的“湖湘文統(tǒng)”呢？我們聯(lián)系一個相關(guān)的概念——湖湘學統(tǒng)，通過它們的比較，來討論這一問題。

在中國學術(shù)史領(lǐng)域，許多學術(shù)史大家和學術(shù)史的專著，均認同并使用“湖湘學統(tǒng)”的概念。如著名學術(shù)史專著《宋元學案》就肯定了“湖湘學統(tǒng)”的存在與影響。“學統(tǒng)”亦有學術(shù)傳統(tǒng)與學術(shù)正統(tǒng)的雙重涵義，但“學術(shù)傳統(tǒng)”是一個事實判斷，而“學術(shù)正統(tǒng)”則是一個價值判斷，為了論述方便 ，我們在這里主要討論學術(shù)傳統(tǒng)的意義。我們肯定“湖湘學統(tǒng)”的歷史存在，不僅僅在于從唐宋至明清的歷史時期內(nèi)，湖湘地區(qū)涌現(xiàn)出一批批在學術(shù)領(lǐng)域做出杰出貢獻的著名學者，包括周敦頤、胡安國、胡宏、張栻、王夫之、魏源、曾國藩、譚嗣同等人，還在于這些湖湘學者有著前后相承的學術(shù)思想傳統(tǒng)。筆者特別強調(diào)構(gòu)成這一“學統(tǒng)”的內(nèi)涵，即是一種特別的學術(shù)旨趣，即總是將“道”的向往，“治”的關(guān)切統(tǒng)攝于“學”的知識追求之中。湖湘學者盡管身處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師承，但因為“桑梓之情”而對地方先賢的特別敬重，故而大體上均體現(xiàn)出這一地域性傳統(tǒng)學術(shù)旨趣，這是我們認同“湖湘學統(tǒng)”的根本理由。

“湖湘文統(tǒng)”的“文”是指文學，古代又稱“辭章之學”，具體是指文學作品（詩賦、散文等）、文論（文學理論、文藝評論）的總稱。文學的主要特點是以“文”的形式來表達作者的主觀的思想情感，不像學術(shù)的主要特點是以“學”的形式來把握客觀的外部世界。所以，“湖湘學統(tǒng)”的依據(jù)是湖湘學者前后相承的學術(shù)旨趣，具體而言是強調(diào)“學”對“道”與“治”的追求，“湖湘文統(tǒng)”的依據(jù)是湖湘文化前后相繼的“文氣”，具體而言是“文”對主體自我真實“性”、“情”的表達?！皩W術(shù)旨趣”是“學統(tǒng)”得以建立的依據(jù)，而“文氣”則是“文統(tǒng)”建立的依據(jù)。什么是“文氣”？最早運用這一概念的文學家曹丕，他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同力強而致。”[6]曹丕所說的“氣”，其實與孟子“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的“氣”相同，是作者自我的精神氣質(zhì)，是作品包含和體現(xiàn)出來的人之性情。

所以，“湖湘學統(tǒng)”之所以能夠確認，是因為湖湘學者大多有一種地域性特征的“學術(shù)旨趣”；而湖南歷史上否存在一個前后相承的“湖湘文統(tǒng)”，取決于湖南文學作品是否存在并貫穿著一種具有穩(wěn)定性地域特征的“文氣”，即在不同文體中表達出一種具有地域特征的精神氣質(zhì)、真實性情。錢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學風》的《導言》中，曾經(jīng)意識到湖湘地區(qū)的“文統(tǒng)”與“學統(tǒng)”的存在。錢先生在談到湖南人“抑亦風氣自創(chuàng)，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時，他特別提到“天開人文，首出庶物以潤色河山，弁晃史冊者，有兩巨子焉”，即楚之屈原，宋之周敦頤，“一為文學之鼻祖，一為理學之開山，萬流景仰，人倫楷模，風聲所樹，豈徒一鄉(xiāng)一邑之光哉！”其實，這兩位文化巨人，恰恰是一位是湖湘文統(tǒng)的奠基人，一位是湖湘學統(tǒng)的開創(chuàng)者。所以，要討論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gòu)過程，必須從屈原的詩歌藝術(shù)及相關(guān)的文氣表達開始。

2 屈騷與湖湘文統(tǒng)奠定

毫無疑問，屈原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奠基人。譬如，《宋書·謝靈運傳論》就強調(diào)自漢至魏四百余年，文學才子輩出，然“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而《騷》正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文學家創(chuàng)作的詩歌作品。然而，由于屈原晚年流放于沅湘之地，他的許多代表作品均是創(chuàng)作于沅湘，加之他又是投汨羅江自盡，所以，屈騷及其內(nèi)在的文氣深刻地影響了以后在湖湘之地的文人及其作品。故而，屈原還是湖湘文學的奠基人，也是湖湘文統(tǒng)的開創(chuàng)者。毫無疑問，屈原對后來的湖湘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們認為構(gòu)成這一“文統(tǒng)”的核心，應(yīng)該是辭章背后的血性人格，體現(xiàn)為一種狂奔浪湧的情感，一種自然天成的質(zhì)性，一種性情一體的精神氣質(zhì)，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文氣”。

究竟屈原的哪些作品創(chuàng)作于湖南，學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屈原是在晚年流放于沅湘，代表他那最濃烈、最執(zhí)著、最悲憤、最憂傷的真實性情的《九章》，包括《惜頌》、《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中大多數(shù)（《抽思》除外）是詩人流放沅湘的作品；同時《九歌》中的十一篇，包括《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也均是創(chuàng)作于沅湘之地的作品。在這些酣暢淋漓的抒情詩中，屈原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自己積郁的強烈情感，呈露了自己心靈世界中的真實性情。正如漢王逸在為《九章》作“序”時說：“《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盵8]王逸肯定《九章》是屈原流放江南之野時抒發(fā)自己“思君念國，憂心罔極”的濃厚情感的詩作，旨在陳明自己內(nèi)在“忠信之道”的真實本性。王逸在序《九歌》時亦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胖穑Z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jié)，讬之以風諫?！盵9]王逸強調(diào)《九歌》亦是表達其“懷憂苦毒，愁思沸郁”的濃烈情感的，只是在文學形式上是借沅湘地區(qū)的民間巫歌，來表達自己悲苦、憂郁的情感。

毫無疑問，屈原的《九歌》、《九章》及其他楚辭作品，其藝術(shù)形式、比興與象征方法等審美形式，均堪稱是中國文學史的不朽經(jīng)典。但是，當我們說屈原及其楚辭創(chuàng)建了“湖湘文統(tǒng)”時，主要還不是指楚辭的藝術(shù)形式。因從漢唐到明清，湖南文人的文學體裁、藝術(shù)方法等美學形式均在發(fā)生不斷的變化，但是，湖湘文學中又有一個貫穿歷史的文化現(xiàn)象，均充滿著一種真情至性的文氣，通過文學形式來表達、展現(xiàn)自己發(fā)自內(nèi)心的真實情感中，進而表達這種由情至性的精神氣質(zhì)，這才是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的核心。

在屈原的《九歌》、《九章》、《離騷》等一系列詩歌作品中，我們可以全面地感受到詩人那毫不節(jié)制的奔放情感，他是一個才華橫溢但又總是命運不濟的詩人，又是一個憂國愛國但又面臨國破民難的忠臣，他的內(nèi)心積郁著強烈的悲苦、憤懣。屈原通過楚辭那豐富多彩的藝術(shù)形式，表達著他發(fā)自內(nèi)心復雜而又真實情感，他既有“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cè)”（《九歌·湘君》）的個人哀傷，又有“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九歌·東君》）的人生眷戀；既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的人民關(guān)切之情，又有“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九章·哀郢》）的祖國眷戀之情。尤值得關(guān)注的是，屈原那深沉的憂傷、哀怨、沉痛、眷戀的復雜情感，并沒有因此導向意志的消沉與人生的虛無，而表現(xiàn)出對自己人格的堅守與意志的果決，他反復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c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薄毒耪隆ど娼吩姼璞磉_的是一種血性意志和堅強生命。他這種與黑暗政治勢力的頑強斗爭、與兇惡命運的不懈抗爭的結(jié)果似乎是無望的，他只能選擇生命的自我終結(jié)。屈原的《悲回風》表達了他“誓死而必無生之想者”，但是他在決于一死之時，“乃豫想其浩然之氣，不隨生死為聚散，……蓋忠貞純一之志氣，與天地合德，鬼神效靈者，可以自信?！盵10]這是一種情性與天道相通的人格理想的完成，一種具有崇高審美境界的人文信仰的實現(xiàn)。這也是屈原所創(chuàng)立的湖湘文統(tǒng)的最高表現(xiàn)。

屈原所創(chuàng)立的湖湘文統(tǒng)由兩個途徑得到承傳：其一，流寓文學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gòu)；其二，本土文人作品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gòu)。下面我們分而敘之。

3 湖南流寓文學與湖湘文統(tǒng)

屈原是流放湖湘而創(chuàng)作大量詩歌作品的。屈原對湖湘文統(tǒng)的奠定，首先表現(xiàn)為漢以后大量流寓湖湘之地的文人作品承傳了屈原的文統(tǒng)。

從漢魏到唐宋，湖南因遠離中央王朝而被認為蠻荒卑濕之地，往往是失意文人貶官、流寓之所。這些遭貶、流寓的失意文人來到沅湘之地，自然會聯(lián)想到戰(zhàn)國時期的屈原以及他創(chuàng)作的楚辭作品。他們往往有著與屈原一樣的悲憤之情，同樣的山水、同樣的遭遇，更是激發(fā)了他們創(chuàng)作出大量與屈原《楚辭》的心態(tài)情感相似的詩賦作品。這樣，就形成了湖南文學史上文氣合拍、意趣一致、情性相通的湖湘流寓文學。這里例舉幾位大家。

賈誼是西漢時期流寓長沙的，他是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的直接繼承者，也是屈原之后影響最大的湖湘文人。司馬遷作《史記》時將屈原、賈誼合傳，故而歷史上被合稱“屈賈”。從文體形式來看，屈原是楚辭的奠基者，而賈誼是漢賦的開拓人，辭、賦之間雖有繼承關(guān)系，但畢竟又是兩種不同文體。而屈、賈之所以在歷史上被人們合稱“屈賈”，恰恰在于他們之間相似的人生、一貫的文氣、相通的情性，特別是他們的作品均是創(chuàng)作于湖湘地域，成為這個地區(qū)的文學經(jīng)典與文化地標。賈誼與屈原一樣，在朝廷受到小人的排擠而流放到湖湘。賈誼到了湘江之濱時，馬上將自己與屈原聯(lián)想到一起，故而作《吊屈原賦》表達了一路相同的心緒情感。賈誼也在面臨人生的打擊與理想的夭折，也是憂傷、憤懣的種種情緒，他在賦中寫道：“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曵兮，方正倒植?！盵11]但是，賈誼在遭受到人生的嚴重不幸時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而是像屈原一樣堅持人格的獨立與意志的堅強，“所貴圣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系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12]賈誼的強烈情感心理，是他誠心至性的表現(xiàn)，而他之所以能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不幸的命運中表現(xiàn)一種堅強，是來源于他內(nèi)心中一種特別的人生信念：“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边@種自然宇宙觀引發(fā)出一種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盵13]這正是一種真性至性的升華，是一種通達了宇宙本質(zhì)的人生解悟。

西漢以后，一批批著名的文人學者流放在湖南，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文作品，他們的顯著特點亦是繼承屈原所奠定湖湘文統(tǒng)，表達出與屈原一脈相承的精神氣質(zhì)。唐代劉禹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劉禹錫與屈原一樣，既有著不凡的出身和杰出的文學與政治才華，又都經(jīng)歷過從朝廷的權(quán)力中心被排擠出來，胸懷政治理想而報國無門，最終流放于屈原流放的地方朗州（湖南常德），在此經(jīng)歷了近十年的謫居生活。劉禹錫是在永貞革新失敗而被朝廷貶到僻遠的湖南，他本來就仰慕屈原的才華與人格，而現(xiàn)在又流放于屈原的流放之地，故而與屈原有著強烈的心靈共鳴。一方面，劉禹錫在詩賦的形式方面繼承了屈原的傳統(tǒng)。屈原的《九歌》來源于民間文化但又高于民間文化，而劉禹錫也是如此，他被貶朗州時，“蠻俗好巫，每淫詞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仍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14]

劉禹錫在郎州所創(chuàng)作的大量賦，亦與屈原的楚辭有著明顯的承傳關(guān)系，如他的《何卜賦》就與屈原《卜居》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他的《問大鈞賦》也受到屈原的《天問》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劉禹錫的詩文在表達一種相同的精神氣質(zhì)與內(nèi)在性情方面，更是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繼承者。劉禹錫與屈原一樣是有著真性情的君子，故而在湖湘流放期間也是“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性情”。[15]他對黑暗的政治勢力，多舛的悲若命運有著強烈的怨憤，其《問大鈞賦》在向天發(fā)問時充滿怨憤的情緒，他的許多七言絕句也歷來被認為是“深于哀怨，謂《騷》之余派可?！盵16]然而，他也如屈原一樣，在內(nèi)心深處憤懣、哀怨的同時，努力去實現(xiàn)精神人格的獨立和道德意志的堅持。他雖然身處郎州，但卻像屈原一樣時時牽掛著生民的喜樂、國家的興衰。他特別表達自己正道直行的人格精神是一以貫之的，他對自己的人格精神總結(jié)說：“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如直，安知室可欺?！薄八凤L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jié)，安能激壯心?！薄笆赖绖☆j波，我心如砥柱?！保ā缎⒐w三首》）劉禹錫的堅定、執(zhí)著與他“天人交相腥”的信念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堅信“執(zhí)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盵17]劉禹錫作品中的文氣及其內(nèi)在的精神氣質(zhì)，與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

唐代具有屈原文統(tǒng)精神的還有著名文學家柳宗元。柳宗元與劉禹錫一樣，也是因參加王叔文的永貞革新被貶到湘南永州，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柳宗元在謫居永州期間，寫下了大量文學作品與學術(shù)論著，因他的詩文充分表達了屈騷的貶謫文學傳統(tǒng)，特別是他那從真情至性的人格精神一以貫之，表現(xiàn)出湖湘文統(tǒng)的巨大影響力。本來，從文學理念到政治追求，屈原均是柳宗元最為崇敬的精神偶像，而偏偏他們又有著共同的人生經(jīng)歷，即經(jīng)世理想受到沉重打擊而貶謫湖湘。屈原開創(chuàng)的文統(tǒng)自然將其他們的精神聯(lián)結(jié)起來。柳宗元在永州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賦、散文作品，他的辭賦并不重視從形式上刻意學習、模仿屈騷的作品，但是他與屈騷在辭賦中所貫通的文氣則是一脈相承的，所表達的精神氣質(zhì)也是完全一致的。柳宗元的《吊屈原文》就鮮明地表達了他對屈原所創(chuàng)文統(tǒng)的繼承。后人為什么強調(diào)其文“皆本于騷”？恰恰在于他們相通的身世與性情。柳宗元在文的開篇中寫道：“后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壬粡氖蕾?，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18]他在憑吊屈原、為屈原的身世充滿同情時，同樣是對自己身世的傷感。但是，他又表達出與屈子一樣對理想的執(zhí)著、對信念的堅守。他繼續(xù)寫道：“何先生之廩廩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F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貳?！盵19]他推崇的是屈原堅貞不渝、服道守義的嵩高人格與堅強意志，其實也是表達自己的人格追求與剛正意志。柳宗元與千年前的這位偉大詩人的情感一致、心靈相通。在柳宗元寫于永州的大量詩文中，均表達出與屈賦相同的憂患之情、真摯之性與理想之道。他的詩中有“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是因為他的心靈與屈子息息相通，他的作品與屈騷文脈相承。他既有“哀如屈原”的慷慨悲歌、呼天搶地，其《懲咎賦》、《閔生賦》、《囚山賦》等詩賦充滿人生的哀曲、社會的哀怨，又有“正道直行”的九死不悔、不屈不撓，他的《乞巧文》、《罵尸蚊》等“十騷”以及《起廢答》、《答問》、《愚溪對》等詩文，無不充盈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斗志。當然，這種堅強斗爭與他對圣人“大中之道”的價值信仰是分不開的，他和屈子追求“美政”、“美人”的儒家人文理想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柳宗元的詩文、又存在著一些與屈騷不太一樣的感情、意境的詩文。他在永州寫了很多瀟湘山水的散文詩歌，特別是諸如《永州八記》的散文，這些描述美麗瀟湘山水的，帶給人們一個極度幽美、清麗、純靜的自然世界，表達出作者內(nèi)心的恬談、閑適、悠然的心境和意趣。他在《鈷鉧潭西小丘記》云：“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盵20]其《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坐潭上，四面竹樹環(huán)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盵21]柳宗元的山水記中似乎表達出一種對怨憤、哀傷、奮起等個人情感的超越性的審美境界。他能夠產(chǎn)生對超然境界的美學趣味，應(yīng)該與他的禪學修養(yǎng)是分不開的。他曾對禪佛極為欣賞，特別向往佛教的“樂山水而嗜閑安”、“閑其性、安其情”、“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 22]等禪學的超然境界。這確體現(xiàn)出柳宗元在繼承湖湘文統(tǒng)時又豐富發(fā)展了其文氣的內(nèi)涵，體現(xiàn)出后世文人對湖湘文統(tǒng)既繼承又發(fā)展的特點。

由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通過一代代湖湘流寓文人如上述賈誼、劉禹錫、柳宗元等著名文人的承傳發(fā)展，形成了一脈相承而又個性鮮明湖湘文學傳統(tǒng)，從漢唐到宋明一直綿延不絕。歷朝歷代無數(shù)流寓湖湘的文人，其詩文似乎都貫穿了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即從憂憤、剛直的真情至性的表達，發(fā)展到永恒的生命意識與宇宙精神的完成。

4 湖南本土作家與湖湘文統(tǒng)

相對于湖南流寓文學的絢麗朝霞，湖南本土作家則顯得起步晚多了。如果說，從先秦到漢唐，湖南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個流寓文學家的群體，他們既奠定了湖湘文統(tǒng)的厚實基礎(chǔ)，也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文學作品；那么，從唐宋到明清，湖南才逐漸出現(xiàn)一個本土文學家的群體，他們慢慢在文學界嶄露頭角，逐漸到清代的大盛。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湖湘本土作家群在文學作品、文論兩個方面，均體現(xiàn)出對湖湘文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

能夠引起文學史家特別關(guān)注的湖湘本土文學家群體、主要是從唐宋以后。如唐代湖南本土文學家有李群玉（澧縣人）、胡曾（邵陽人）、劉蛻（長沙人）、歐陽詢（長沙人）等，宋代有周敦頤（道縣人）、王以寧（湘潭人）、樂雷發(fā)（寧遠人）等；元代有馮子振（湘鄉(xiāng)人）、歐陽元（瀏陽人）、陳泰（茶陵人）等，明代更是產(chǎn)生以李東陽（茶陵人）為首的詩派，稱茶陵派，明末有王夫之（衡陽人）。雖然由于歷史變遷、文化演化，中國古代文學從體載形式到思想內(nèi)容再到文風習尚總是在不斷地變化，但是，由于自然環(huán)境的相同，特別是楚漢時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的歷史和積淀，使得唐宋、元明時期的湖湘文學表現(xiàn)出一貫的地域性文統(tǒng)的特色。

首先，唐宋元明時期，湖湘本土文學家所創(chuàng)作的大量文學作品中，均體現(xiàn)出“稱吾愛、吾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多悱惻感人之言”[23]等楚漢時期所奠基的文統(tǒng)，故而這些本土作家群的作品中，亦形成了一種既有沉郁情感、豪爽氣質(zhì)、憂世悲情，又有理想追求、浪漫想像、超世勝俗的詩風與文風。唐朝李群玉、胡曾、劉蛻、歐陽詢的大量詩文中，就貫穿著一種沉郁、怨憤、憂患的濃厚情感，如李群玉“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愁絕隔湘川”（《黃陵廟》之一）的沉郁，似與晚唐政治的衰落密切相關(guān)；胡曾的“誰念都門兩行淚，胡園廖落在長沙”（《寒食都門作》）的悲情，何嘗不是對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的雙重憂慮。其實，唐宋湖湘文人群體的這些情感表達，一方面是由社會現(xiàn)實的患難、痛苦而發(fā)，另一方面亦與他們那種湖湘文統(tǒng)積淀的悲天憫人的性情結(jié)構(gòu)有關(guān)。李群玉的詩歌諸體兼?zhèn)?，風格多樣，既受到唐代詩歌風氣影響，同時也與湖湘地區(qū) “屈宋”文學傳統(tǒng)有密切關(guān)系，如他本人所言，“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盵24]另外，唐朝文學家劉蛻也寫過《吊屈原辭》三章，即《湘竹》、《下清江》、《招席子》，從辭章形式到思想內(nèi)容、悲情情感，均是與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一脈相承。劉蛻在序文中表達了他對屈原人格的無限崇敬，故而“著《吊屈原辭》三章，吊公之志也。”[25]其實，屈原的影響不僅僅是在這幾首辭賦中，而是深刻地影響到唐宋以來湖湘本土文人的內(nèi)在人格，進而影響其文學作品。

又如宋元明時期的湖湘文本土作家的文學作品，亦承傳了上述文學傳統(tǒng)。宋代道學開山祖周敦頤既是一位擅長義理的道學家，又是一位擅長詩文的文學家，他的《愛蓮說》表達了對君子人格的追求，文章又以清麗而富浪漫想像的形式表達出來，明顯體現(xiàn)湖湘文統(tǒng)的影響，他寫道：“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溢清，亭亭凈植，可遠觀不可褻玩焉。”[26]這種對理想人格的追求的文學表達，是湖湘文統(tǒng)的重要內(nèi)容。南宋詩人樂雷發(fā)（寧遠人）也追求這種理想人格，他曾經(jīng)在《閑居自遣》中寫道：“誰言荊楚多奇士，卻笑乾坤一腐儒?！盵27]他太追求儒家的人文理想，才對南宋現(xiàn)實有著深沉的憂患與慷慨的激情，他吟出：“酒邊豪氣橫荊楚，燈下清淡雜晉唐。天地每窮真俊杰，山林偏有好文章。”[28]他這種豪邁、慷慨的文氣，確是來之于湖湘文統(tǒng)。他曾經(jīng)寫有“蒼野騷魂惟我吊”[29]，表達了他對屈騷文統(tǒng)的傳承。又如元代詩人胡天游（平江人），他不愿入仕蒙元朝廷，寫詩以明志。他們詩作中充滿“悲壯激烈”、“長歌慷慨”的文氣，許多本土文人曾肯定這種文氣與湖湘文統(tǒng)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如為胡天游作傳的邑人艾科說：“天游有俊逸才……負高氣，孤立峻視，曾不一起取斗祿自污。扼腕當時，俯仰太古，鳴之歌什，有沉湘蹈海之風?！盵30]他寫有《醉歌行》：“醉中豪氣如長虹，走上夜樓叫天公。問天開辟今幾年？有日月何因緣？……”[31]他接下來的一連吊發(fā)問，亦表現(xiàn)出屈原《天問》一樣的宇宙追問、人生疑惑。創(chuàng)立茶陵詩派的明代李東陽，同樣是一位憂國憂民并通過詩歌來表達其深層情感的著名詩人。在明代臺閣體詩靡然成風、“真詩漸亡”的時候，李東陽以其關(guān)注國計民生的真情實感、憂國憂民的真摯情感，成就為明代著名的文學領(lǐng)袖。

如果說，唐宋元明以來，湖湘本土逐漸興起的文學家群體，主要是通過他們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自發(fā)地承傳并表達出湖湘文學傳統(tǒng)的話，清代以來，由于湖湘文學家群體的規(guī)模、層次、社會影響均大大提高，他們不僅繼續(xù)以強烈文氣的文學作品來表達對湖湘文統(tǒng)的繼承，更是通過對屈騷的意義詮釋、鄉(xiāng)邦詩文的匯編與區(qū)域特色的文論的理論探討等，開始自覺地開展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gòu)。所以，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清代文學家、學者這種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gòu)。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是一位通過對屈騷的重新詮釋，實現(xiàn)對湖湘文統(tǒng)自覺建構(gòu)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有詩論、文論等多種著作，尤其是他的《楚辭通釋》一書，對推動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gòu)發(fā)揮了極重要的作用。首先，王夫之在《楚辭通釋》的《序例》中，從外在自然與內(nèi)在性情兩個方面，來探討屈騷文統(tǒng)的形成。他說：“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fā)，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樞，……皆此為之也?！盵32]由于在南楚之地、沅湘之交的“澤國”兼“山國”，有著特別奇異的自然環(huán)境，能夠激發(fā)出詩人們“莫能掩抑”的激越情感，故而屈子在此面臨“山川幽峭，灘磧險遠，觸目興懷”，產(chǎn)生了“雖欲強自寬抑而有所不能”[33]的激烈情感。這正是沅湘地區(qū)得以形成源遠流長的地域性文學傳統(tǒng)的客觀條件。王夫之在其《九昭》序中說：“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鄉(xiāng)，而遘閔戢志，有過于屈者?！臑椤毒耪选?，以旌三閭之志。”[34]可見王夫之是屈子創(chuàng)建湖湘文統(tǒng)的自覺繼承人。其次，王夫之深入詮釋了屈原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內(nèi)在性情為核心的精神氣質(zhì)，而這恰恰是“湖湘文統(tǒng)”得以成型的依據(jù)。王夫之和歷史上那些對屈原的血性氣質(zhì)、強悍意志橫加批評、指責不同，他在詮釋屈原的楚辭作品時，對他在這些文學作品中表達出的恣性任情的精神氣質(zhì)，作出了深刻的闡釋與高度的評價。他這樣詮釋屈子《悲回風》的自沉永訣的決心：“述己志之孤清，想不亡之靈爽。合幽明于一致，韜哀怨于獨知。自非當屈子之時，抱屈子之心，有君父之隱悲，知求生之非據(jù)者，不足以知其死而不亡之深念?！盵35]

盡管漢代以來的文人學者對屈原的剛烈氣質(zhì)，率性行為提出諸多責難，但作為南楚后學、湖湘鄉(xiāng)賢的王船山，則真正成為屈原的異代知己，對這種精神氣質(zhì)作了高度評價。其三，王夫之還著有大量詩論、文論，他對詩歌如何表達人的內(nèi)在真實情感、塑造人的精神氣質(zhì)問題作了深入探討。他強調(diào)詩一定要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認為“情懈感亡，無言詩矣”。[36]這是他對具有強烈感情的屈騷作出高度評價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又指出：“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盵37]他對志、意、情、欲的不同界定，最終是為了強調(diào)文字表達的情感是與性理相通的。王夫之的這一番見解，體現(xiàn)出湖湘文統(tǒng)的自覺建構(gòu)，為清中葉以后湖湘文統(tǒng)的弘揚奠定了基礎(chǔ)。

本土文學家群體形成與區(qū)域文化發(fā)展密切相關(guān)。唐宋時期湖湘文化的發(fā)展，推動了湖湘文學的發(fā)展；而清代初年湖南成為獨立的行省，更是促進了湖湘文統(tǒng)意識的拓展。清中葉以后，湘學學統(tǒng)得到極大發(fā)展，宋學學派、今文經(jīng)學、古文經(jīng)學等不同學派均在湖湘之地獲得較大發(fā)展；同樣，湖湘文統(tǒng)也得到傳承發(fā)展，湖湘之地先后出現(xiàn)了各種詩歌流派，包括宋詩派曾國藩、漢魏六朝詩派王闿運、中晚唐詩派易順鼎。尤其是湘鄉(xiāng)桐城派文學流派的出現(xiàn)，更是為晚清文學界所矚目。由于晚清湖湘文學的崛起，不少文學史家在歸納地域性文學派別時，有時又將上述文學統(tǒng)稱“湖湘派”，認為這一派與其他地域性詩文派如閩贛派、河北派、江左派、嶺南派、西蜀派并列，甚至是位列于首。[38]湖湘派文學從內(nèi)容到形式均是豐富多采，其中又包含不同風格與流派的文學家群體，體現(xiàn)了晚清以來湖湘文學的蓬勃發(fā)展狀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的歷史影響，楚漢以來所形成的湖湘文統(tǒng)仍然成為晚清湖湘文人的傳統(tǒng)，貫通在他們作品中的文氣、詩風之中。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時期，正是中華民族面臨民族危難、民生凋敝的嚴重危機，湖湘士人崛起于這個危難時刻，憂國憂民的經(jīng)世情懷成為他們普遍的追求，并且表達在他們的詩文及詩論、文論之中。其中，由湖湘文人學者倡揚的屈騷文統(tǒng)，成為他們的重要鄉(xiāng)邦文化資源。這段時期是湖湘文學發(fā)展的又一座高峰，同時也是湖南文化界張揚屈騷文統(tǒng)最突出的時期。郭嵩燾創(chuàng)思賢講舍，確定了屈原、周敦頤、王夫之、曾國藩的生日舉辦祭禮、講學活動，屈原位居這些大鄉(xiāng)賢之首，就是為了強化屈原在湖湘文統(tǒng)上的重要地位。唐才常說：“發(fā)忠孝為文章，屈、賈乃精誠之冠?！盵39]這是強調(diào)屈賈的辭賦中所體現(xiàn)的精神氣質(zhì)，正是湖湘文統(tǒng)的核心精神。

清末民初湖湘文學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湖湘文統(tǒng)精神，最突出就體現(xiàn)在其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感與壯懷激烈的頑強斗志。一方面，這些詩人在其詩文中無不表達出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魏源的“炮聲未動濤聲蹙，中有沉沉萬家哭”、“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饑”；鄧輔綸的詩歌充滿憂國憂民之情，其《鴻雁篇》被錢仲聯(lián)稱贊說：“《鴻雁篇》三章，為集中最勝之作，沈痛入骨，少陵下筆，不能過也?！盵40]譚嗣同是維新志士，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憂國憂民之作，包括：“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更有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將中華民族面臨西方列強瓜分的危機表達得淋漓盡致，表達了他的憂國憂民情懷。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與屈騷的精神氣質(zhì)是一脈相承。另一方面，這些湖湘文人學者不僅是對現(xiàn)實憂慮而已，而是努力以自己的血性意志去改造世界，故而又表達出經(jīng)世濟民的頑強斗志。這一點，在取得經(jīng)世成就的文人志士那里表現(xiàn)得特別突出。如湯鵬、魏源的詩文就鮮明地表達了這種力不扼的文氣，錢基博說：“倘有文章經(jīng)國，志氣拔俗，發(fā)強剛毅足以有執(zhí)，文理密察足以有別，發(fā)聾振聵，大聲疾呼者，可不謂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湯鵬，曰魏源?！盵41]他們的“志氣摳俗，發(fā)強剛毅”的文氣，就是來之于屈騷文統(tǒng)。湯鵬曾祖屈原《九歌》之義作《九懷》，對屈賈表達其懷古之情，稱“哀哀楚大夫，萬古為悲秋。九歌眾莫辨，一死吾何求。”[42]曾國藩寫下《討粵匪檄》，是一篇招喚“血性男人”經(jīng)世之志的檄文：“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43]左宗棠的主要功業(yè)在軍事政治，但是他亦留下了許多振奮激昂的詩句，他在年逾七旬而收復新疆的征途中，寫下“提戎敵愾效前驅(qū)，馬蹄蹴破天山雪”的詩句，表達了一種不可阻止的豪情與斗志。又如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兩位，為推動中國近代化而英勇獻身，他們分別在臨刑前留下激情磅礴的詩句，譚嗣同的“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更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崐侖?！盵44]唐才常則留下《臨難詩》：“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45]而楊度撰寫的《湖南少年歌》，則是將晚清以來湖湘人士的博大胸襟、擔當精神、救亡意識表達得淋漓盡致，他寫道：“中國于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做普魯士。諸君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46]這種文氣，與兩千年來的屈騷文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

晚清以來，湖湘文統(tǒng)不僅體現(xiàn)在上述詩文作品中，同樣體現(xiàn)在這段時期的文人學士的詩論文論中。明清之際王夫之在詮釋屈原楚辭的文氣與內(nèi)在精神的同時，亦通過詩論的形式探討了文學作品在表達人的性情上的特點，其“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盵47]的觀念，對晚清以來的湖湘文人的藝術(shù)理論、創(chuàng)作均產(chǎn)生極大影響。其實，晚清時期的湖湘詩派，以及以曾國藩為代表的著名湘鄉(xiāng)桐城派文派，其文學理論均是道與文、性與情的統(tǒng)一。一方面，他們強調(diào)道、性的重要，如曾國藩論道與文的關(guān)系時說：“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尤人身之血氣也。……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圣人之道矣?！盵48]另一方面，他們又特別強調(diào)情的重要，著名湖湘派詩人王闿運說：“詩者，文生情；人之為詩，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盵49]“情自是血氣中生發(fā)，無血氣自無情。無情何處見性？”[50]其實，曾國藩強調(diào)文論須表達道，情必須歸之于性，但他對“文”的相對獨立（為獨立于“義理之家”的“辭章之學”），對“情”在詩中的地位均有特別強調(diào)，而王闿運在強調(diào)“性”、“文”的重要時，也強調(diào)了“治情”，能治情者惟性與道。應(yīng)該說，湘鄉(xiāng)文派、湖湘詩派的文論、詩論，與湖湘文統(tǒng)的藝術(shù)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遠而言之，繼承了屈騷詩歌藝術(shù)中將詩文的藝術(shù)表達與作者的精神氣質(zhì)統(tǒng)一的追求；近而言之，則是繼承了王夫之的“詩言志”、“詩達情”的詩歌理論的理念。

所以，湖湘文學傳統(tǒng)中，有的是“以文載道”、“以詩達情”的將文學藝術(shù)與精神氣質(zhì)統(tǒng)一的詩派、文派或文學藝術(shù)家，而少見那種“雕蟲小夫，既溺于聲律嶺藻之末”[51]的文人，體現(xiàn)了湖湘文統(tǒng)的強大力量與深刻影響。

正由于晚清以來湖湘文學的崛起，湖湘文統(tǒng)的承傳與弘揚，許多旨在有意識總結(jié)、構(gòu)建湖湘文統(tǒng)的文人學者，開始廣泛地搜集歷史上的詩文作品，編輯各種標志湖湘文統(tǒng)的詩文集，其中影響最大的有湖湘詩歌總集《沅湘耆舊集》與散文總集《湖南文征》。

《沅湘耆舊集》系由十分重視鄉(xiāng)邦文獻整理的鄧顯鶴父子所編，共240卷，所選詩歌是屈宋以后的湖南詩歌總集，包括湖湘地區(qū)從晉至清各朝代的詩人及其代表作品。鄧顯鶴之所以以二十余載歷盡艱難而編成《沅湘耆舊集》，確有十分強烈的總結(jié)、弘揚湖湘文化的使命感。他取名“沅湘”，與屈原流放沅湘而創(chuàng)作大量楚辭、從而奠定湖湘文統(tǒng)有關(guān)，他在該書的《敘》中寫道：“《離騷》振《風》、《雅》之衰，《太極》抉羲文之秘，靡不自我作祖，以待來茲，天下文章，莫大于楚矣?！盵52]他編輯晉宋以來的歷代湖南詩歌總集，正是為了表達湖南文人學士的心愿：“每望古昔，愴焉以悲。況沅湘之間，衡嶷之域，英靈于是乎鐘萃，《風》《騷》于是乎朕兆。靈均肇跡而差、勒繼軌，西涯中興而李、何嗣業(yè)。”[53]《沅湘耆舊集》所體現(xiàn)的，正是由屈騷所奠定湖湘文統(tǒng)的綿延和發(fā)展，是“《離騷》以后、《懷麓》以前不可缺之典矣?！盵54]

由于《沅湘耆舊集》僅“存詩而不及文”，故而到同治期間，又有一位重視鄉(xiāng)邦文獻整理的羅汝懷，決心繼鄧顯鶴之志，編輯《湖南文征》?！逗衔恼鳌匪瘴恼乱浴昂稀睘榭臻g范圍，時間則是自元朝至清同治。編者沒有選此前的文章，是因為無論是《楚辭》，還是其他唐宋名家之文，皆已編入各種常見的文集中。但是，編者特別強調(diào)該書在承傳區(qū)域文化、湖湘文統(tǒng)方面的重要意義。羅汝懷認為“《雅》《頌》而后，《騷》《賦》代興，周楚之間，文章卓著，然已炳煥千古流被寰區(qū)矣。”[55]唐宋以后各家之文，既是湖湘文統(tǒng)的延續(xù)，又體現(xiàn)文學的演變發(fā)展，所以，曾國藩在其《湖南文征序》中充分肯定了屈騷文統(tǒng)的地位。他說：

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間，《離騷》諸篇為后世言情韻者所祖。……而況湖湘后進，沾被流風者乎？[56]

在曾氏看來，學術(shù)是討論義理，文學是表達情感。屈原是“為后進言情韻者所望”，即是中國文學之祖，尤其是湖湘文學之祖。曾國藩強調(diào)，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一直影響著以后兩千多年的“湖湘后進”。在這就充分肯定了，《湖南文征》的編輯正是為了承傳和弘揚湖湘文統(tǒng)。

注釋：

[1] 楊義：《屈原詩學與湖湘文化》，《湖南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2] 【元】袁桷：《壽李承旨四十韻》，《清容居士集》卷9，《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wù)印書館，2006年，第1207-392頁。

[3] 【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卷192，《集部·總集類存目二》，中華書局，1965年，第1744頁。

[4] 【清】方宗成：《桐城文錄序》，《中國近代文論選》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頁。

[5] 【清】方宗成：《桐城文錄序》，《中國近代文論選》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3。

[6] 【魏】魏文帝：《典論·論文》，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7]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頁。

[8]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章》，《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298頁。

[9]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歌》，《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243頁。

[10]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章》，《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46頁。

[11] 【漢】賈誼：《賈誼集·吊屈原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9頁。

[12] 【漢】賈誼：《賈誼集·吊屈原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9頁。

[13] 【漢】賈誼：《賈誼集·鵩鳥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12頁。

[14] 【后晉】劉昫：《舊唐書》卷160，《劉禹錫傳》，中華書局，2002年，第4210頁。

[15] 【后晉】劉昫：《舊唐書》卷160，《劉禹錫傳》，中華書局，2002年，第4210頁。

[16]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wù)印書館，2006年，第1415-16頁。

[17] 【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天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頁。

[18] 【宋】柳宗元：《吊屈原文》，《柳宗元集》第2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516頁。

[19] 【宋】柳宗元：《吊屈原文》，《柳宗元集》第2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517頁。

[20] 【宋】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柳宗元集》第3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766頁。

[21] 【宋】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柳宗元集》第3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767頁。

[22] 【宋】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第2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674頁。

[23] 【清】羅汝懷：《湖南文征序》，《湖南文征》，岳麓書社，2008年，第1頁。

[24] 羊春秋輯注：《李群玉詩集·附錄》，岳麓書社，1987年，第144頁。

[25] 【唐】劉蛻：《文泉子集》卷1，《吊屈原辭》，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

[26] 【宋】周敦頤：《周敦頤集·愛蓮說》，中華書局，2011年，第53頁。

[27] 【宋】樂雷發(fā)：《雪磯叢稿·閑居自遣》，岳麓書社，1986年，第28-29頁。

[28] 【宋】樂雷發(fā)：《雪磯叢稿·許介之館仆于東溪臨發(fā)贈別》，岳麓書社，1986年，第82頁。

[29] 【宋】樂雷發(fā)：《雪磯叢稿·漣溪書院吊曾景建》，岳麓書社，1986年，第66頁。

[30] 【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819頁。

[31] 【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830頁。

[32]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序列》，《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208頁。

[33]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章》，《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09頁。

[34] 【明】王夫之：《姜齋文集卷五·九昭》《船山全書》第15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147頁

[35]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章》，《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47頁。

[36]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古詩評選》，《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694。

[37] 【明】王夫子：《詩廣傳》卷1，《船山全書》第3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25頁。

[38] 參閱汪辟疆：《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24頁。

[39] 【清】唐才常：《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200頁。

[40] 錢仲聯(lián)：《夢苕庵詩話》，齊魯書社，1986年，第130頁。

[41]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頁。

[42] 【清】湯鵬：《海秋詩集卷之九·九懷中》，《湯鵬集》第2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738頁。

[43] 【清】曾國藩：《詩文·討粵匪檄》，《曾國藩全集》第14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232頁。

[44]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87頁。

[45] 【清】唐才常：《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265頁。

[46] 劉晴波主編：《楊度集·論圣賢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頁。

[47] 【明】王夫之：《詩廣傳》卷1，《船山全書》第3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25頁。

[48] 【清】曾國藩：《書札·致劉孟容書》，《曾國藩全集》第21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7頁。

[49] 【清】王闿運：《湘綺樓詩文集》，《文·楊蓬海詩集序》，岳麓書社，1996年，第380頁。

[50] 【清】王闿運：《湘綺樓詩文集》，《說詩》，岳麓書社，1996年，第2357頁。

[51] 【清】曾國藩：《書札·致劉孟容書》，《曾國藩全集》第21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7頁。

[52]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敘》，《沅湘耆舊集》第1冊，岳麓書社，2007年，第12頁。

[53] 【清】鄧顯鶴：《善化孫中書鼎臣書》，《沅湘耆舊集》第1冊，岳麓書社，2007年，第14頁

[54]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弁言》，《沅湘耆舊集》第1冊，岳麓書社，2007年，第22頁。

[55] 【清】羅汝懷：《例言》，《湖南文征》第1冊，岳麓書社，2008年，第3頁。

[56] 【清】羅汝懷：《湖南文征序》，《湖南文征》，岳麓書社，2008年，第2頁。

朱漢民教授簡介

朱漢民，湖南汨羅屈子書院院長，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院院長，歷史學、哲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學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岳麓學者領(lǐng)軍教授。任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副理事長、中國書院學會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湖南省文史館館員等。任岳麓書院院長20多年，推動岳麓書院的現(xiàn)代復興。擔任國家重大學術(shù)工程《（新編）中國通史》中《中國思想史》主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國家《清史》學術(shù)工程項目等十多項。出版《玄學與理學的學術(shù)思想理路研究》、《儒學的多維視域》等著作二十多種。發(fā)表論文200多篇。獲評國務(wù)院政府津貼專家、首屆湖南省優(yōu)秀社會科學專家、徐特立教育獎。

關(guān)于屈子書院

屈子書院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比岳麓書院只晚建30多年。曾稱汨羅書院、清烈書院、屈原書院等。歷史上為汨羅培養(yǎng)了許多杰出的人才。如明初戶部尚書兼掌行在六部、太子少保兼太傅夏原吉；明宣德年間任諒山知府易先；清雍正五年（1727）進士孟啟謨等均就讀于汨羅書院。重建后的屈子書院由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常青教授設(shè)計，占地面積15000平方米，建筑面積4539.2平方米，由牌坊、求索堂、沅湘堂、藏騷閣、清烈堂、眾芳閣等19個單體建筑組成，是中國目前體量最大的穿斗式偶數(shù)開間的全木結(jié)構(gòu)仿古建筑，地處湖南省汨羅市玉笥山北麓的屈子文化園內(nèi)，具有講學、展覽與藏書三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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