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暨瞿秋白舊居位于武漢市江岸區(qū)吉慶街126號。

1926年秋，革命勢力迅速由中國南部擴展到中部。武漢成為大革命的中心。

1927年初，與共產(chǎn)黨合作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由廣州遷都武漢。隨著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中共中央機關也加緊由上海遷往武漢的準備。3月中旬，擔任中共中央第四屆執(zhí)行委員、宣傳部委員的瞿秋白，奉命先期到達武漢。4月上旬，蔡和森、譚平山、彭述之等大部分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員均已云集武漢，并在武漢與共產(chǎn)國際代表及湖北區(qū)委成員一起召開聯(lián)席會議，行使黨的最高職權。4月中旬，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中共中央秘書處主任王若飛分別來到武漢，中共中央辦公處隨即設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婦女部、中央宣傳部、中央農(nóng)委、中央工委及中央軍委等部門也相繼遷至武漢。由此，中國共產(chǎn)黨與武漢這座英雄的城市共同承擔起歷史賦予的重任。此間，面對中國革命嚴峻復雜的形勢，中共中央宣傳部與黨的其他核心機關一起，在江城形成了中共政黨的心臟，為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方針政策，喚醒廣大工農(nóng)群眾投入反帝反封建斗爭，鼓舞全國人民的革命斗志，擴大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影響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設在漢口輔義里27號（今吉慶街126號）。瞿秋白居住于宣傳部機關樓上。在復雜多變的革命形勢之下，第三次來漢的瞿秋白，為了革命事業(yè)整日忙碌操勞。白天，他奔波于武漢三鎮(zhèn)，深入到廣大工農(nóng)群眾中開展鼓動宣傳工作，穿梭于中共中央各機關，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夜晚，他躋身在小樓里伏案寫作。為配合當時的革命形勢，他在此指示《漢口民國日報》等革命報刊，掀起支持工農(nóng)運動的輿論聲勢。在讀到毛澤東的《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后，他親自為這篇報告撰寫預言，并特意將這篇報告轉交給中國共產(chǎn)黨主辦的長江書店，指示盡快出版發(fā)行，使這部指導農(nóng)民運動的著作廣為流傳，其中“由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理論與主張，對中國革命產(chǎn)生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1927年黨的“五大”會議后，蔡和森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瞿秋白任黨報委員會書記，分管黨報、黨刊的出版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設有宣傳科、鼓動科、出版科、圖書館、長江書店、長江印刷所等機構，另外還專門設立了中央出版局。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宣傳部形成了建黨以來最強的宣傳工作陣容，領導《向導》《漢口民國日報》等報刊，積極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張，中央出版局出版發(fā)行了大量革命書籍，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營造革命聲勢。

汪精衛(wèi)公開背叛革命后，殘酷鎮(zhèn)壓工農(nóng)運動。在革命失敗的危機關頭，李維漢、瞿秋白、張?zhí)?、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蔡和森等在漢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機關及鄰近省份的負責同志，在漢口召開了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對挽救大革命失敗所造成的危局起到力挽狂瀾的重要作用。在中共中央遷回上海前期，面對錯綜復雜的嚴酷現(xiàn)實，瞿秋白以無所畏懼的革命勇氣，全面主持黨中央工作，分管農(nóng)委和宣傳部領導工作。在黨的工作中，瞿秋白敢于擔當，作風民主，在黨內(nèi)具有崇高的威信。在探尋中國革命前進的道路中，他為黨的理論建設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不可多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由于革命形勢發(fā)生逆轉，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機關遷回上海，中共中央宣傳部隨之離開輔義里隨中央機關一起離漢。

中共 中央宣傳部舊址暨瞿秋白舊居原建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房屋主體為磚木結構，具有石庫門住宅建筑風格。

在武漢市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按照“修舊如舊，還原歷史”的原則，舊址得到有效保護和開發(fā)利用。2015年由武漢市相關部門共同完成了舊居整修保護及陳列布展工作，并正式對外開放。新開放的舊址總建筑面積約940余平方米，其中陳列館占地面積約400余平方米。館內(nèi)展示有大量文獻資料、歷史圖片及瞿秋白手稿等革命文物，比較全面地展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zhàn)爭初期的斗爭歷史，詳盡介紹了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宣傳部以及瞿秋白同志在武漢開展的革命活動。

中共中央宣傳部舊址于2013年5月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