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史話丨南北朝時期淮安山陽城異軍突起
邗溝自吳王夫差開挖后在史書里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并不多，僅西漢時期吳王劉濞在“七國之亂”時曾用它運過軍糧。同樣邗溝北側末口附近的集鎮(zhèn)在秦漢期間也不溫不火，但到了三國、西晉時期情況發(fā)生了變化。
水網(wǎng)密布的淮安所在區(qū)域本身就具有較強的農業(yè)生產能力，當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時，淮安是最先受惠地區(qū)，同時江南地區(qū)經過三國時吳國的初步開發(fā)已經展現(xiàn)出極大的農業(yè)生產潛力，而淮安是溝通江南與中原的要道之一。于是我們看到三國時鄧艾在淮安大規(guī)模屯田并興修水利，為滅東吳做物質上的準備；西晉統(tǒng)一后，廣陵度支陳敏再次疏浚邗溝。與此對應，末口附近形成了較為繁華的山陽鎮(zhèn)，其繁華程度應該不亞于當時的射陽縣城。西晉泰始二年（266）龍興寺（即“正法華院”）出現(xiàn)在山陽鎮(zhèn)，因此與“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樣，淮安也是“先有龍興寺，后有山陽城”的。
西晉很快就走向了衰亡，東晉及后來的南朝都將首都設在南京。南京緊貼江面，看似有長江天險，實際位置非常兇險，如果沒有江北的淮河流域為南京提供不斷阻截敵軍的水網(wǎng)，想要依靠長江天險守住南京的政權很少有成功的，這就使得建都南京的政權必須將勢力范圍延伸到江北的淮河流域。在當時淮河邊有這樣一些城市極具戰(zhàn)略價值，它們是義陽、壽春、鐘離、盱眙、淮陰、山陽。其中山陽城和其它城有個本質的區(qū)別，其它城雖然都在淮河之南，守的卻是淮河北岸支流入淮口，它們大致對應著淮河的潁水、蔡水、渦水、汴水、泗水的入淮口，山陽城守護的卻是淮河南岸的邗溝。在東晉君臣心中，淮北是戰(zhàn)略盈縮之地，淮南則是生命線，如果北方政權孱弱，東晉就以山陽為前方大本營進攻北方，如果北方政權強勢就退守山陽，死守邗溝。因此東晉將領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山陽城的獨特戰(zhàn)略地位，山陽城在東晉初年的劉隗或荀羨手里首先完成了營建。
山陽城真正的貴人是軍事家劉裕，他和山陽城彼此成全。作為東晉將領的劉裕將水陸并進的戰(zhàn)術玩得爛熟于胸，曾多次借用邗溝北伐，相繼滅了南燕與后秦。劉裕自然知道地處邗溝與淮河交匯口的山陽城的重要性，東晉義熙七年（公園411年）他利用“土斷”的機會，從廣陵郡中分出山陽郡，以山陽鎮(zhèn)為治所，山陽鎮(zhèn)既令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連升兩級，一下子同時成為郡和縣的治所。
山陽郡當時下轄山陽、鹽城、東城、左鄉(xiāng)4個縣。鹽城縣即西漢時設立的鹽瀆縣，自并入山陽郡時改稱鹽城。鹽城縣和山陽縣的淵源最深，自山陽縣設立后一直到清末的整整1500年間（即從公元411年到公元1911年），鹽城縣一直歸屬山陽統(tǒng)領，緊緊圍繞在山陽身邊，從未離開。值得注意的是東城縣和左鄉(xiāng)縣都位于邗溝（東線）之上，說明邗溝對淮東區(qū)域的整合作用在當時已經初步顯現(xiàn)。
山陽縣的興起流程是邗溝→集鎮(zhèn)→寺廟→建城→設縣，明清期間清江浦的興起流程為：清江浦河→集鎮(zhèn)→寺廟→設縣→建城，兩者很類似，在農業(yè)社會的幾千年里，城鎮(zhèn)形成與發(fā)展的底層邏輯是相通的，有微小的差別一般是由當時具體情況所決定，比如山陽與清江浦建城與設縣的次序不同是由當時軍情是否緊急所決定的。
東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國家分裂，動蕩不安，卻也是中國城市迅速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往往是此處戰(zhàn)火連天，隔座山隔條河的彼處卻是市場喧囂，戰(zhàn)亂并不能抵擋住商隊的駝鈴馬蹄。當時，無論是和平還是戰(zhàn)爭，邗溝都有其重要價值，在商業(yè)通道與軍事通道之間可以自由切換，地處邗溝入淮口的山陽縣崛起也就理所當然。自山陽縣走上歷史舞臺后一直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成為淮東區(qū)域公認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稍后隋唐大運河的開通又強化了這一點。
通 訊 員：祁 宏
編 輯：闞夢鷗
值 班 總 編：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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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閬中天宮鎮(zhèn)出土六座南北朝古墓，距今約1500年...... 南北朝
日前，在南充閬中市天宮鎮(zhèn)寶珠寺村在修建村道時，施工人員在蠶絲山腰崖壁上挖掘出數(shù)塊精美青灰色墓磚。
據(jù)文物專家初步勘察鑒定，這是墓，在35米長的崖壁上共有磚室墓三座，初步判斷為六朝時期的墓葬，該古墓的發(fā)現(xiàn)對研究閬中南北朝歷史和喪葬文化具有較大考古價值。
“這是如意紋、這個是鳥紋……根據(jù)磚身的紋飾考證，這些磚塊是南北朝時期的，距今約1500年了。”閬中市文物局的文物專家劉富立介紹。
據(jù)了解，這批南北朝墓磚是閬中市天宮鎮(zhèn)寶珠寺村修建村道時意外出土的。施工人員發(fā)現(xiàn)后立即撥打了110，公安部門隨即聯(lián)系了文物保護單位前往現(xiàn)場進行了勘查挖掘。
當時，在蠶絲山下沙拱嘴修建另一條社道時，又新發(fā)現(xiàn)崖墓三座，文物局迅速組織人員進行了搶救清理發(fā)掘，先后清理出土盤口陶壺1件、鐵削1件、靑釉四橋形系盤口壺1件（殘損嚴重）、鐵釜1件（殘損嚴重）等。根據(jù)墓室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斷這三座崖墓也屬于六朝時期墓葬。
根據(jù)磚身紋飾考證，這墓磚具有南北朝時期典型的如意紋和鳥紋，雖然埋藏地下千余年，但磚身依然堅硬，紋飾清晰，線條流暢。特別是墓石上的雕刻人物、場景栩栩如生。
地下文物歷經千年重見天日，但如何保護成為了擺在文物專家面前的難題，“一塊墓磚就是10公斤，一塊墓石輕則幾百公斤，重則上千公斤，保護難度大，無論是搬運還是放置條件都受到制約和限制，同時我們基層文物部門也缺乏資金和專業(yè)人才去研究?！北M管如此，劉富立表示將盡快把這批南北朝墓磚墓石整理入庫，并選擇合適時機入駐博物館收藏。
大展來襲｜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展即將亮相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南北朝
刻石書法是中國書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藝術價值不言而喻。然而，自魏晉以降，以“二王”為代表的帖學傳統(tǒng)始終占據(jù)書法風格史的主流，而刻石書法則長期難以進入經典的行列。清代碑學興起以后，刻石書法逐漸受到重視。于今，隨著書法形式在當代中國視覺藝術領域中的獨立發(fā)展和地位提升，對刻石書法的理論研究與創(chuàng)作實踐理應進一步加強。
基于此，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結合傳統(tǒng)“品”的話語評論方式，力圖重新發(fā)現(xiàn)和挖掘古代刻石書法的藝術美，策劃了“緣于圖像背景的社會和藝術?刻石書法研究與創(chuàng)作系列展”，繼2020年的系列展之一“漢隸十二品新探”之后，即將于2021年11月1日推出系列展之二“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書法三十品新探”，是對古代石刻書法藝術遺產的又一次專題性的集中研究和展示。
展覽與論集內容分為“理論”“鑒碑”“創(chuàng)作”三個部分。以特邀專家和公開征稿的方式，基于所甄選的刻石“三十品”為母本進行研 究和創(chuàng)作，最終選輯出研究文章近40篇以及書法作品60余件。此后，本平臺將陸續(xù)推出。
緣于圖像背景的社會和藝術
刻石書法研究與創(chuàng)作系列展之二
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
展 覽｜論 壇
主辦單位
中國國家畫院
承辦單位
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
中國國家畫院沈鵬藝術基金
協(xié)辦單位
中國書畫收藏家協(xié)會碑刻研究委員會
展覽時間
2021年11月1日—11月6日
展覽地點
北京市海淀區(qū)西三環(huán)北路54號
品 目
《上尊號》｜《受禪表》｜《孔羨碑》｜《谷朗碑》
《禪國山碑》 ｜《天發(fā)神讖碑》｜《華芳墓志》
《中岳嵩高靈廟碑》｜《爨龍顏碑》 ｜《姚伯多造像》
《始平公造像》｜《魏靈藏造像記》 ｜《霍揚碑》
《瘞鶴銘》｜《刁遵墓志》｜《李璧墓志》
《張猛龍碑》 ｜《馬鳴寺碑》｜《高貞碑》
《曹望憘造像記》｜《張黑女墓志》《敬史君碑》
展覽結合古人的評述和當代審美價值需要，甄選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刻石書法中的30通碑刻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展品均精選自北京文物交流中心及中國書畫收藏家協(xié)會碑刻研究委員會等專業(yè)收藏機構。
品 鑒
孔 羨 碑
刊刻于曹魏黃初元年（220年），全稱為“魯孔子廟之碑”，又稱“魏修孔子廟碑”等，無撰書人姓名，屬隸書書法作品，現(xiàn)存于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此碑以方筆為主，結體外拓，字形嚴整端莊，書風遒勁嚴整，茂密雄強，為魏隸代表。
沈樹鏞冊首題跋鈐印
沈樹鏞舊藏 明拓本
天 發(fā) 神 讖 碑
刊刻于三國東吳天璽元年（276年），又名《天璽紀功碑》，碑在宋以前已斷為三石，故又名《三斷碑》。傳為皇象書，又傳為蘇建所書，因碑文殘缺，無從考證。舊在江蘇江寧尊經閣，清嘉慶十年（1805年）毀于火。
此碑書法非隸非篆，篆書的筆意重一些。下筆多呈方棱，收筆多作尖形。轉折方圓并用，結體上緊下松，字形修長，形象奇異瑰偉。
封面邵福瀛題簽
姚華、羅復堪題簽
拓本22開、前后題跋共三開，半開高37.5厘米、寬25厘米。
拓本前后分別有邵福瀛、陳寶琛、葛成修、多段觀款題跋。鈐印有“邵海父”“海父”“海父偶藏”“廣平”“松龕”“徐之鑑印”“仲水金石”“二爨級廬”“稚禾曾觀”“稚禾印信”“叔蓋”“錢松私印”“徐恕”“望風懷想”等。拓本上段“敷垂”二字損半,宋元祐間刻跋中“二十六日”之“六”字上點與橫損連。此本當在石毀前不久，為清乾隆、嘉慶間所拓。但此本為宣紙淡墨精拓，風神明達；又因此碑拓本存世量小，故尚屬難得。
廣 武 將 軍 碑
刊刻于前秦建元四年（368年），全稱為“立界山石祠碑”，又稱“廣武將軍張產碑”“苻秦建元四年產碑”“張產碑”等，無撰書者姓名，屬隸書書法作品，現(xiàn)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
書法上線條高古，書寫自由，不拘一格，古樸稚拙，天趣渾成，上承漢隸之平正大氣，下啟北魏之古拙生動。
《廣武將軍碑》整紙拓本一套2軸。分為碑陽及左側、碑陰及右側各1軸。碑陽拓本高140厘米、寬72厘米，左側高170厘米、寬14厘米，
姚華1922年題跋，自跋文中可見當時此碑復出不久，學者間尚有爭議。
碑陰拓本高161厘米、寬71.5厘米，右側高128厘米、寬12.5厘米。為民國九年重新發(fā)現(xiàn)后拓本。
爨 寶 子 碑
刊刻于東晉太亨四年，即義熙元年（405年），全稱為“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墓碑”，屬于楷書作品。清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揚旗田，后移至武侯祠，現(xiàn)存曲靖市第一中學“爨碑亭”內。
此碑字體介于隸、楷之間，筆畫質拙凝重，主用方筆，不少筆畫呈方棱或銳角。字形或大或小，結法緊密但不類型化，變化比較豐富，整個看來顯得端嚴高古。
拓本高159厘米、寬52.5厘米
此拓本第一行“人”字撇捺交叉處未損；第八行“來”字第三橫左半上邊緣平整未損；拓本左下方無咸豐二年鄧爾恒跋，所謂“刻鄧跋之前拓本”。其時間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咸豐二年之間，一般將此類拓本視為初拓本，較少見，字跡清晰者尤罕。
好 大 王 碑
刊刻于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全稱《高麗好大王碑》，又稱《廣開土王境平安好大王碑》，屬于隸書作品，現(xiàn)存于集安市太王鄉(xiāng)大碑街。
此碑書法似隸似楷，有秦詔版遺意。方整純厚，氣靜神凝，遒古樸茂，屬筆勢寬綽高美一宗。與東漢諸碑刻隸書相比，別具風格。
晚清 高麗紙整幅拓本
《好大王碑》由一塊巨大的天然角礫凝灰?guī)r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體呈方柱型，高6.39米，底寬在1.34～1.97米之間。四面環(huán)刻碑文。
簡裱本封面
《好大王碑》剪裱經折裝一套六冊，每冊裝裱拓本24開，半開高45厘米、寬29.5厘米，每開12字，宣紙濃墨精拓。封面題簽：高句麗古碑，己未春，藹盦拓裝。拓本二行“巡車”之“車”字中間右半損，為民國初年拓本。
姚 伯 多 造 像
刊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 (496年)，亦稱《姚文遷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屬于楷書作品。1936年遷置耀縣碑林?，F(xiàn)藏陜西耀縣博物館。
此碑為道教造像碑，造像記寫、刻很特別，其用筆有方有圓，有藏有露。書體楷中兼隸意，形體結構也與一般楷書、隸書迥然有別，字形大小、斜正變化十分自由活潑，顯得古樸稚拙。但又能拙中見巧，巧中寓拙，而別具一格。
《姚伯多造像記》整幅軟片一套三張，分別為造像記正面及兩側。正面拓本高87厘米、寬66厘米；左側高109.5厘米、寬32厘米；右側高109.5厘米、寬32厘米。此為近當代拓本。
始 平 公 造 像
刊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另有太和十二年、二年、十九年等數(shù)種說法），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孟達撰文，朱義章書，屬于楷書作品。石刻位于洛陽市南郊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為“龍門二十品”之一。
此石刻已泯盡隸書痕跡，既有漢晉雍容方正之態(tài)，又具北方少數(shù)民族“金戈鐵馬”粗獷強悍之神，書法雄重遒密，端莊流逸，具龍震虎威之勢，富有陽剛之美。
拓本高93.5厘米、寬42厘米
此拓本碑額“公”字左折筆處只有輕微斷線，不損筆畫；六行首“匪烏”之“烏”字下作三點清晰可辨；
字外有墨；墨色勻凈，字口鋒利清晰。為清嘉慶間“未鏟底”拓本之較晚本。有民國間秦更年等題跋。
魏 靈 藏 造 像 記
北魏刻石，無刊刻年月，全稱《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無撰書人姓名，屬于楷書作品，在河南洛陽龍門古陽洞北壁，為龍門造像代表之一，清乾隆年間錢塘黃易訪拓后始顯于世。
此碑為魏碑方筆代表，起筆方切，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細鋒引入，煞有情趣；結體或取橫勢，或取縱勢，皆極意顯示雄踞盤關之威儀，懷隱瑰玉之神采。整篇看來，整嚴肅穆，端莊雋潔。
民國拓本
霍 揚 碑
刊刻于北魏景明五年或正始元年（504年）。撰書人姓名不詳，屬于楷書作品。出土于山西臨晉東霍村?，F(xiàn)藏北郭蒲坡中學。
方整典雅，古色照人，雖經千年風雨侵蝕漫漶，而肅穆雄渾之趣在焉，用筆渾樸圓厚，有篆籀筆意，結構奇險多變，是魏碑之佳作，被稱為山西省現(xiàn)有魏碑之冠。
民國整紙拓本
石 門 銘
刊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摩崖刻石，又稱“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王遠書丹、武阿仁鑿字，屬楷書書法作品。原刻于陜西漢中石門東壁，后鑿移到漢中博物館。
書法上與《石門頌》一脈相承，但結體更為開闔瑰奇，線條更為流暢跌宕，氣勢更為激蕩奔放，筆墨飛舞，意氣風發(fā)，恣情揮灑。其結字奇縱，字勢飛逸，縱斂隨心，頓不停留，挫不遲疑，一瀉而下，勢不可止，超俗脫凡，仙姿神態(tài)，躍然其間。
通高175厘米，寬215厘米
記載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開廢置已久的褒斜道之事。
南 石 窟 寺 碑
刊刻于北魏永平三年(510年)。碑額陽刻篆書 “南石窟寺之碑”六字，額上陰刻橫列楷書“石窟寺主僧斌”六字。屬于楷書作品，民國初年于甘肅涇川縣王家溝出土。
民國整紙拓本
瘞 鶴 銘
刊刻于南梁天監(jiān)十三年(514年)，原刻于鎮(zhèn)江市焦山西麓崖壁上，摩崖刻石，署名為“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正書”。后因山崩，石墮入江中，現(xiàn)存殘石五塊，存88字，屬于楷書作品，現(xiàn)陳列于江蘇省鎮(zhèn)江焦山碑林中。
此銘字體渾穆高古，用筆奇峭飛逸。雖是楷書，卻還略帶隸書和行書意趣。銘文刻字大小懸殊，結字錯落疏宕，筆畫雄健飛舞，且方圓并用，無論筆畫或結字，章法都富于變化，形成蕭疏淡遠、沉毅華美之韻致。
清末 陳寶琛 題簽
清 改琦 題簽
清嘉慶間 趙魏 題冊首
拓本20開，半開高36.9厘米、寬19.6厘米，題跋6開
此冊墨色勻凈，拓工精細，“遂吾”二字左側少損，當為清初出水后初拓精本。
后有嘉慶間王繼蘭、鄭勉、近人秦公先生等題跋。鈐有“臣梅”“蕓父珍藏”“勞氏珍藏”“寶晉山房”“南屏眼福”“結心樓”“息舸”“小山翰墨”“黃汝梅印”“嘉定黃汝梅字作和之印”“黃鈞”“次歐”等藏印。
刁 遵 墓 志
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全稱《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銘》。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樂陵劉克綸從友人處訪得，并以木板補殘缺處，刻跋于其上，不久又毀，再以石補。后經鹽山葉氏、南皮高氏及張之洞等人收藏?，F(xiàn)藏山東省博物館。
書法渾穆舒揚，其提按使轉雍容自得，用筆方圓結合，遒勁有力，起筆收筆以及轉折回環(huán)之處變化多端，每字各不相同，字形端正，結體茂密，圓腴厚勁，具有端莊古雅之美。與北魏時期眾多碑刻不同的是，它不以勁利險峭見長，而是以凝練秀美取勝。
裱本經折裝，紫檀封皮，紫檀書套
裝裱拓本9開，半開高31.3厘米、寬16.2厘米
拓本志文無陰面，陽面六行“雍”字有裂紋穿過，不傷字，
為清乾隆間拓本，較少見。有陶北溟題簽。
張 猛 龍 碑
刊刻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無撰書人姓名，屬于楷書作品，現(xiàn)藏于山東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其風格險絕竣逸，又渾穆雍容；既奇趣靈動，又古樸典雅。通于齊整中求莊和，莊和中求變化，自然流暢，逸氣橫生。該碑是北魏碑刻中最享盛譽的作品，為精嚴雅正書風的代表。
拓本23開，半開高31.5厘米、寬18.5厘米
拓本碑文二行“宣時”之“時”字右半可見上兩橫，
十行“冬溫夏清”之“冬”字第二筆稍損；
十八行“蓋魏”二字中間石花不連字。
此拓本無碑陰，為明拓本。
鈐印有“大興孫春□所藏金石”“汝梅”等。
馬 鳴 寺 碑
刊刻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立于今山東省廣饒縣大王橋。亦稱《馬鳴寺根法師碑》，屬于楷書作品，無撰書人名。此碑現(xiàn)存于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
此碑字體結構緊湊茂密，左抑右昂，橫側生姿，筆調豐腴厚沈，轉折方折，波發(fā)飽滿銳利，側、掠、灣鉤之處則帶有弧形，可謂方圓對比富于變化，收剛柔相濟之妙。
拓本高151厘米、寬86厘米
清道光前未斷整紙拓本
剪裱經折裝一冊，裝裱拓本7開，半開高45.5厘米、寬23.5厘米
編輯 | 李振偉
制作 | 馮雅穎
校對 | 李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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